这个故事，应该从六年前说起，那会儿我刚22岁，从一所警校毕业，学的是犯罪心理学，说穿了，就是每天审犯人，别说我在胡编乱造，随口一说便知真假。
　　举个例子吧，人在说谎时，眼睛都是往左上角撇的，回忆事情时，眼睛是往右下角看。因为在左脑上叶是想象区，你在说谎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偏偏要当真，这就必须得靠想象力了，而右脑下叶是记忆区。
　　这是闲话，真实的事情，不，这个事情，我到现在，仍然不认同是真实发生过的，每次在入睡后，这个延续了很多天的梦，就会接着上一集继续开始。
　　我是个无神论者，在当年是，现在算上不上了，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相关人士们都喜欢归类于超自然事件。在这里又要闲话几句了，相关人士的话，不可多信。

又举个例子吧，北京的雾霾闹得沸沸扬扬，相关人士一句话，大家都要关好窗户，不然会得癌症。好吧，每家每户都把门窗关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过了阵子，禽流感来了，相关人士又发话了，大家要把窗户都打开通风，不然会得禽流感。这会儿，大家懵了，你说我信你的话，把窗户打开了，那不就得癌症了？？要是我不开窗户，又得禽流感嘛。
　　这些题外话暂且不说，先从六年前，我从警校毕业后开始说起……

“这是你的档案，还有证明材料，拿着这个，去你当地的松口堂派出所报到吧。”
　　“是，”我对着钟老师敬了一个礼，“感谢老师多年栽培。”
　　“好好努力，小魁，将来你前途无量的，你爸会以你为荣。”钟老师拍了拍我的肩头，眼角的鱼尾纹皱在一起，“要是你爸还活着，他看到你这样子，定会很开心。”
　　“钟老师，我爸没走，他一直都在我这里。”我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道。
　　“好，好好好，有空就回来看看老师，去吧。”
　　……

钟老师是我在警校功学5年的恩师，97年在侦办一件大案时负伤，造成左手极度活动不便，尔后调离了刑侦队，来到警校做了一名教师，当然，他也是我父亲难得的几个知己之一。
　　换过便服，从警校走了出来，往昔的同学比我先行前往各自户籍所在地的公安系统任职，我是最后一个走，也没什么人送我，只有一个学妹送我到火车站，她叫吴浪，是学刑事侦缉的，在警校里，我和她的关系，除了同学老师舍友外，就数和她的关系好了。
　　“小魁哥，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呢？？”吴浪问我道。
　　“浪儿，等你毕业了，就到哥那儿去，不就可以见到哥了嘛。”
　　“不要，还有两年呢，”吴浪抓着我的手臂摇了好一会儿，又继续说，“到那个时候，你早就把我忘了。”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忘了浪儿的，”我摸了摸她的小脑袋，“行了，就送到这里吧，回去。”
　　“我看着你上车，放心，我才不会学着电视剧里那样追火车的。”
　　“你也追不上啊……”
　　……

和吴浪聊了一会儿，眼看着发车的时间越来越近，我起身提起了行李，准备往月台走去，突然吴浪抓住我，说道，“小魁哥，这是钟老师让我交给你的，而且说好了，一定要等火车发动才可以看。”
　　我接过吴浪递过来的一个小盒子，四四方方的，很普通的一个纸盒，也没什么重量。
　　“知道了，去吧，保持联系。”
　　“小魁哥，一路顺风，我会去找你玩的。”
　　“好，一言为定了，我走了。”
　　“小魁哥，一定要记得我呀……”
　　……

火车轰隆隆的往前行进，我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这趟列车的入客率实在不高，一节车厢只稀稀拉拉的坐了十来个人，不过这也好，没人打扰，可以安心的干任何事情，当然不排除有些人拿着手机在看动作片，从隐隐约约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
　　我往嘴里塞了一颗糖，慢慢的打开了纸盒，里面有基本泛黄的书，还有一副眼镜，我第一眼就认出，这是父亲的遗物。在纸盒的封口背面，有钟老师写下的两句话：小魁，往后的事情，都只能靠你自己，心中立佛，鬼邪让路。
　　“心中立佛，鬼邪让路？？”我看着这几个刚劲有力的字，自言自语道。
　　我将泛黄的书和眼镜从纸盒里取了出来，纸盒里再无一物。我把弄着眼镜，镜片破裂印在上面的蛛丝纹路肉眼可见。

父亲是被人用锉刀刺死的，就在我20岁那一年。听母亲说，刺死我父亲的那个犯人，在宣判时竟然要求第一个执行死刑，而在执行时，钟老师也去到了刑场。
　　按道理说，这种事情，钟老师应该回避才对，暂且不说身份，就凭着与我父亲的那层关系，他很有可能会当场情绪激动，破坏刑场秩序，这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了的，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一个出生入死了二十多年的好战友，在战场上被敌人用刺刀一顿乱刺，而不久之后，你打了胜仗，俘虏了这个敌人，你会不会用尽所有能折磨人的办法来让他生不如死呢。
　　我想了一会儿，觉得这事情是父亲与钟老师之间的事情，我一个晚辈，不太适合来猜测什么。虽然我对父亲的意外离世还是耿耿于怀，但是，这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事情，我妄图的想象也改变不了什么。
　　行程不算远，我靠着座位眯了三个小时后，列车就已经停靠在了目的地的站台边。我收拾了行李，抱起了纸盒就下了车。

和母亲一边吃一边聊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两点半，我从餐桌边的凳子上起身走到了沙发边坐下，从行李袋里翻出了档案等证明材料，以及学校开具的介绍书，和母亲说了几句话，就出了门。
　　城市的变化也不见得有多大，转了一趟公交车后，不出一会儿，我就到了松口堂派出所。
　　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男警官，交谈过后，我得知了他姓周。
　　“周叔，谢谢你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烟，抽出一支递给了周叔。

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跟着周叔审问完一位因持刀伤人的嫌疑人后，已是夜晚十一点多了。我独自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做我这一行，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只有上下班骑自行车当做是锻炼身体。
　　刚骑了一段路程，没过多久，就听到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里传来了呼救声。
　　我急忙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快步的往小巷子里跑去，大喝道，“干什么的！！”
　　昏暗的路灯只照进了小巷子的一半不到，我聚集目光往深处看去，只见得一团模糊的黑影，站立在一个类似于垃圾桶的桶子边，半弯着身子，像是双手抓着什么东西摁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