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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小平:甘为绿叶衬花红
来源：定西日报 发布时间：2014-03-05 “红花总需绿叶衬，在陇中秦腔艺手术的大观园中，我甘心做一片绿叶。”这是原市秦剧团副团长、国家二级导演党小平的人生追求。 党小平1964年省戏校毕业后分配到省秦剧团，就在他的艺手术生涯刚刚开始时，却因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在押而被分流。1964年12月30日，年轻的党小平满心伤痛地来到了定西地区秦剧一队。然而，在这里，领导重视他，同事关心他、帮助他，人们并没有因为他的成分不好而看不起他。于是，他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温暖。从此，他把定西秦剧团当作自己的家，一干就是43年。 43年来，党小平孜孜以求，从演员、导演、业务股长、副团长、团长、党支部副书记，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共导演了《红灯记》、《沙家浜》等8个现代戏，《三滴血》等40本传统戏和20多个折戏，以及《大路情深》等10多本现代戏，并捧回了一摞摞鲜红的证书和一个个金灿灿的奖杯。早在70年代革命现代戏流行全国剧坛的时候，他执导的《小刀会》就一度唱红兰州。他执导的《陇西堂》获1997年全省第一届新创剧目调演导演奖，《大路情深》获全省第二届新创剧目调演导演三等奖。他执导的传统折子戏《三岔口》获西北五省电视大赛三等奖，《玉蝉泪》获省一届“红梅奖”一等奖，《起解》获一届红梅奖二等奖，《杀生》获省二届“红梅奖”一等奖，《拷寇》获全省第一届生角大赛一等奖…… 党小平朴实、乐观、执著，对秦腔艺手术的一腔挚爱，使他对秦腔以外的名利抱有一种淡然的态度。他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导演，虽然他曾两次任团长，但为了不影响业务，他都主动找领导辞去团长职务。因为在他看来，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行政事务中，是对艺手术生命的一种伤害。在长期任业务副团长和导演的过程中，他始终把“出人出戏走正路”作为该团业务工作的宗旨，他像伯乐发现千里马一样爱护和培养着一个个艺手术幼苗，把舞台让给他们，把机会留给他们。在他的悉心栽培下，随着一折折精品折戏的走红，一个个秦腔新秀走向了他们星光灿烂的明星之路：雷通霞获得了全国戏剧最高奖红梅奖，李志翔、胡林唤、康建海成为了秦剧最高学府———陕西戏曲研究院的骨干演员，张东升、孔桂玲已成为全省知名的秦腔表演艺手术家…… 作为一个优秀导演，党小平更重视开创新的天地。2006年执导的大型现代秦剧《泛金的黄土地》可以说是他导演生涯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闪光点。从该剧的选材、剧本的审定直到编导，党小平一直参与其中，在编剧、舞美、作曲都由省内名家担任的情况下，党小平承担了导演的重任。这对他是一次考验，更是一种鞭策。他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坚定信念，开始了《泛》剧的导演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他加班加点，不分白天黑夜和演员们一起加紧排练。他帮演员分析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帮助演员找准角色定位；他一个动作、一句台词地教演员排练，一点也不敢懈怠；他脑中日夜萦绕着《泛》剧的旋律，甚至吃饭睡觉都在琢磨，有时想起一个好动作，就赶快画在纸上，第二天马上让演员排练。他甚至忘记了节假日，就连中秋节也是团领导将月饼送到排练场，大家一起过的。在他的精心导演下，《泛》剧如期完成了排演任务，该剧以深刻鲜明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手术表现力荣膺第二届甘肃省戏剧红梅奖大奖赛金奖(全省仅2个)和全省新创剧目调演综合二等奖，同时该剧还荣获作曲一等奖等18个单项奖及1个优秀组织奖，使该剧成为宣传定西马铃薯产业的一张名片。但党小平却说，该剧的成功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做了点微不足道的工作。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一生甘为人梯的导演党小平，就像那不争春的老梅，在春花怒放的梨园，笑得那么从容，那么自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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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璘：“洮岷花儿”在迷惘中“流变”
白文科 来源：定西日报 农历五月，岷州大地上“花儿”海歌潮。树阴下、草坪上、群群男女簇拥着歌手，唱和之声此起彼伏，此情此景，像朵朵盛开的莲花盖满山头，妩媚而动人。鸟瞰二郎山下，情景更加壮美，洮河与叠藏河银龙飞舞，大街小巷人流如潮，青年农民手提录音机播放着“阿欧怜儿”、“两怜儿”的录音，满街一片“花儿”声。歌声缭绕密布的摊点，人潮跟着“花儿”翻滚，商贾货摊密密麻麻，马戏杂耍鼓乐轰鸣……变幻不定的“花儿”，是岷山流云中滚落的歌谣，是洮水岁月里遗落的音符，在凄风苦雨中蕴藏着不朽的哀怨和浪漫。 近年来，随着青年大量外出打工，电视、影碟机普及，男女间可自由交往，交流感情的方式增加，民歌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受到破坏，“花儿”会规模不断萎缩。这一切，对于30多年醉心于“花儿”收集、整理和研究的文化学者李璘来说，“看在眼里，伤在心头”。为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保护原生态民歌的行列，他先后出版了《乡音洮岷“花儿”散论》、《耕余集》、《文史漫笔》和《文苑拾英》等多部反映区域文化现象和“花儿”研究成果的专著。为收集整理“花儿”以及与“花儿”有关的文化现象，每年农历五月，李老就开始奔走在熙熙攘攘赶会的乡亲们中间，多年的走访观察，让他逐渐发现唱“花儿”的多是不识字的农民，但凡稍能识文断字的，多半瞧不上“花儿”的“糙”。“况且现在互联网、手机等各种媒体如此发达，利用这一方式表意已经失去了必要性，山野间唱‘花儿’传秋波已不可思议，‘花儿’面临凋零的危机。”此外，农村生活方式和条件日益现代化，一些传统民歌没了演唱环境。“人走歌走”，年轻人或迫于生活压力，无心学歌，或钟爱流行歌曲，随着老歌手相继去世，不少优美动听的民歌也随之而去。 原生态洮岷“花儿”明天的路在哪里？？作为“花儿”研究相关人士，出版有《乡音洮岷“花儿”散论》、《耕余集》、《文史漫笔》和《文苑拾英》等多部区域民俗文化专著的李璘认为，民歌“演变很正常，消失太可惜。”他说，在经济、社会都发生飞速转变的今天，民歌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花儿”在流变中渐渐“变味”，每年农历五、六月份，岷县及周边几个县数万人从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赶来，挤在一个小山头上，不为别的，只为听或唱一两首“花儿”，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文化底蕴、花一两毛钱都要在心里掂量很久的农民。 “花儿”是西部黄土地上的人文植被，它需要大自然雨露甘霖的滋润和浇灌。目前，在西部的民歌中，“花儿”的演唱形式和环境已不容乐观，唱的人少了、听的人多，“花儿”会的规模一年不如一年，甚至很多“花儿会”上出现抱着录音机听“花儿”的现象。面对“花儿”眼下的尴尬处境，2011年李璘在接受东方网笔者采访时，甚至用了“巨变”和“崩溃”两个极端激烈的词来形容这样原生态“花儿”的“流变”。 “民歌现在太需要一个现代王洛宾了，既深深了解民歌价值所在，又能找到民歌与时代的结合点，在保持民歌特色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相关人士委员会委员柯杨表示，原生态民歌保持其“原汁原味”和合理“开发利用”两者可以并存不悖。一些用方言演唱的民歌，在当地群众娱乐、办歌会时可以用方言，但在对外宣传或进行一些旅游性质的大型节会上就可以改用普通话演唱，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民歌，帮助他们了解民歌及其蕴含的丰富文化。 言为心声，对于起源于田野乡间的“花儿”，李璘认为最好的保护措施还是让它回归乡土。如今，笔者行走在岷县农村，许多地方都是“花儿”唱词中描绘的“瓷块贴了红砖墙”，越来越多的农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太阳灶和沼气，也和城里人一样骑着车上下班。不知这忙碌的身影和滚滚的车轮下还能否传的出古朴苍劲的“花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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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生魁：追溯羌民迁徙足迹
白文科 来源：定西日报 在岷县，说起景生魁先生几乎无人不知，多年来，他执着于挖掘整理岷县乃至甘肃南部地域文化，取得了辉煌的学手术成就。特别是2008年《西羌文化与洮岷花儿》一书的出版，奠定了景生魁先生在区域民间文化研究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羌学相关人士杨光成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评价说：“《西羌文化与洮岷花儿》几乎就是一座民俗的博览馆。作为一部学手术随笔集，书中许多观点，似一颗颗散落于地的珍珠，俯拾皆是，对于研究姓氏、宗教、民俗、移民和方言等等，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早在远古时期，古羌族的先民们遍布“甘肃南部，青海，甚至于蒙古”。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陇蜀高地，以岷山山脉为主，包括伏羲、神农后裔的古羌族就在这一带定居下来，进入原始农耕社会，产生了以祭祀“社稷”为主的农耕文化。岷县的洮河两岸和宕昌以下的白龙江流域历史上就有古羌族后裔长期居住，先后又与辽东的鲜卑人融合为吐谷浑，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故地，并与唐王朝联姻，成为边塞安宁的军事盟国。古羌族后裔长期“逐水草而居”，“游牧生活”，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观。但事实上，今天的羌人却不在甘肃，而是居住在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这是为什么呢？？景生魁先生在遍阅古籍和借鉴国内外相关人士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最初兴起于青海河湟地区、渭河上游草原的羌族，早在西周时期，就活动于甘肃南部的洮岷叠宕一带。同时，进入四川西北，开创了巴蜀文明的先声。景生魁多年深入甘肃、四川、青海等地开展田野考察后提出，“羌族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内部冲突、分化，以及与汉族统治者长期对抗”的观点。 在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炎帝属古羌族部落，部落众多。在后来的战争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成为华夏族（今汉族的先民）。另一部分则西行或南下，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成为汉藏语系汉族、羌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先民，如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等。 这一观点与著名羌学相关人士杨光成先生列举的历史上“羌族三次”说不谋而合。一般认为，历史上羌族一次较大规模南迁发生在公元前451年秦献公称霸西戎，陕甘青羌人部分南下；第二次是公元前202年汉武帝刘彻“北逐匈奴”、“西逐诸羌”，使甘青地区的羌人南迁到四川、云南等地；第三次是公元1227年西夏王国被蒙古军征破，大批的党项羌人迁徙到四川，在今甘孜州的木雅、丹巴县和阿坝州的松潘、茂县、金川等地定居。 自公元前4世纪末叶到宋代，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部分羌人融入藏族，另一部分人融入汉族，其中一部分羌人则由于种种原因得以单独保存并发展下来，形成了今天的羌族。隋唐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向东扩展，河湟一带的羌人相继内迁，其中一部分到了岷江上游的茂州一带，这些人逐渐成为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主体民族。 田野作业与文献研究是民俗学通常采用的研究途径，50多年来，景生魁完成得一丝不苟。稍有空闲，即徜徉于乡村田野，走访于街头巷尾，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凡听到有价值的资料，一概记入他随身所带的笔记本。对地方掌故和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几乎成了他的一大嗜好。采访中，景生魁告诉笔者：他将用有限的岁月，对岷县乃至甘肃南部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浩瀚的民俗学领域与当地薄弱的民俗学研究队伍，都召唤他成为“俗海”拾贝的一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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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里开出最美的花——离离和她的诗
吴琼 来源：定西日报 离离，原名李丽，1970年代末出生于通渭县陇阳乡陆仪村。曾做过14年的英语教师，2012年8月调入通渭县文联工作。 熟悉离离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安静而内敛的人。每天，她都在那个小县城过着和每一个职业女性一样普通的生活。与诗歌的结缘始自2005年春天，有一位网友介绍她去榕树下、红袖添香等一些文学论坛，在那里她读到了一些诗人的作品，感觉自己可以写得跟他们一样好甚至比他们更好点。带着初生牛犊的那种自信，她就开始写了。从此，她的一个个普通生活细节便成了入诗的意象，她的生活也因此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情韵。 说到诗歌，离离总是虔诚而低调，如同尘埃里开出的花。低，是因为内心积蓄着爱。对诗歌的爱，让离离在生活中显得特别低调而安静；而对生活的爱，让她的诗歌开出了亲切的花，泛着温暖的意韵。就如她自己所说，“爱”，是她的诗歌最广泛也最具主体性的一个词：怀念父亲，惦念母亲，想念朋友……每一个与她生活相关的人可能都曾有意无意地入过她的诗，这也奠定了她的诗歌最基本的特点即抒情性。著名诗人叶延滨这样评价离离诗歌的抒情性特征：“离离的诗歌让我们感受到抒情的力量，尽管许多主张现代诗歌的诗人以为抒情传统已经过时。其实，我以为处理情感，永远是诗人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冷处理还是热情洋溢，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抒发最真诚最美好的“爱”，以及那些带着爱意的纠结和痛苦，这是离离在诗中表达得最多的东西，因此，她的诗才带着一种特别的气场。有评论说她的诗“能不时地把读者带入到一种神秘的磁场中间”，离离的诗之所以能吸引和打动人，可能也是那些表达触动了每个人心底保留的最柔软的情感论坛。 离离是一个女诗人，但无论是她的为人还是作品都透露着难得的质朴。就像她一直素面朝天地穿行在通渭的大街小巷一样，她的诗作也是真实而朴素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离离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诗歌，文化广场、柳树滩、西关十字、新华书店、陇阳、陆仪村等通渭人非常熟悉的地方，都在她的诗歌里频频出现。她爱自己的家乡，她说：“出生地是我最熟悉的，因此很多诗歌的元素都来自这里。她的淳朴的民俗文化直接会影响到我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诗歌的表达，或者说，我很喜欢自己出生成长并且现在还居住的这个地方，我喜欢她的简约。对于那些繁杂的、生涩的写作方式我很感恐惧。” 《诗刊》编辑唐力曾经评论离离的诗歌说：“她是沉静的，她把自己沉入事物之中，捕捉那些细微的气息。读离离的诗歌，我感觉到她沉着的语言之中，一种淡雅、神秘、古旧的气息，自秋天的事物、老榆树、雨、黑夜里弥漫出来，从她的词语中浮现……平静、自然，却在不经意之间，使我们怦然心动。”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2005年算起，离离的创作之路其实还很短，但她的成果确是异常丰硕，已有600多首诗歌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几十家国内外纯文学刊物，并有作品入选每年的《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诗歌精选》、《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等多种选本，诗集《旧时的天空》也于2011年出版发行；先后参加了第八届、第十届全国散文诗笔会，获甘肃省第三届黄河文学奖青年奖、定西市第二届马家窑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第七届华文青年诗人奖入围奖；2012年被评为“甘肃诗歌八骏”，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 作为“诗歌八骏”中最年轻的一员，离离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作状态：“我深知自己写作中的不足，也许我还没有真正抵达诗歌，只是在诗歌的边缘不停地摸索、彷徨，就像我在一首诗里写的那样，‘像一枚蝴蝶/刺探春天/我愿是那只蝴蝶/一直深入到诗歌的春天里/草还是小小的模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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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巧：演绎“草根明星”的传奇史诗
来源：定西日报 地处中国西北一隅的岷县捧一把黄土就是一段历史，拣一块石头就是一个传说，它永远充满着诗一样的魔力。岷山流云西风落日，永恒地轮回着崇高与悲壮，变幻不定的“花儿”，是高原雪域中滚落的歌谣，是万河之源冰川雪谷散发的音符，在凄风苦雨中蕴藏着不朽的哀怨和浪漫。每年五月，岷州大地上“花”海歌潮，四路八乡的花儿会纷纷登场，悠扬的“花儿”响彻田畔山头。董明巧奔走在熙熙攘攘赶会的乡亲们中间，路边的石头上，绿荫的大树下，只要她坐下来歇息片刻，即刻就会被乡亲们围起来，随之悠扬的花儿也会骤然飘起。 带着对“花儿”艺手术的痴迷，从1985年甘肃电视台专题推荐到日前斩获“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20多年来董明巧参加了无数“花儿”赛会，她揣回家的荣誉证书装满了一个化肥塑料袋。她识字不多，有一些证书连她自己也忘记是什么时候捧回家的。她的荣誉榜上既有“西北五省花儿演唱总冠军”，也有当地县委、政府颁发的“特别贡献奖”，最让她自豪的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给她的“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牌子，她把这块牌子立在正屋最显眼的一个大木柜上。 “花儿”是原生态民歌，民间流传的“花儿”只有腔调形式，却没有统一的歌词文本，全是即兴作品。花儿抒情，靠的就是花儿歌手触目生情、出口成章的本领。对董明巧来说，她从来不唱重复的歌词，每次比赛对唱，都是即兴口头编唱，这样才觉得有唱头。 在岷县偏远闭塞的农村，“花儿”既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宝贵财富，也是精神和灵性的率性表达。“花儿”歌手一般都是从田野、牧场开始成长，再从对唱竞争中脱颖而出。让董明巧没有想到的是，随着那些“花儿老把式”已然逝去，伴随乡亲们同生共长千百年的“花儿”演唱艺手术出现了后继乏人的窘境。面对自己一生视为生命的“花儿”受到冷落，董明巧即使跟人闲聊时也会不自觉地当起宣传员。洮岷“花儿”曲调繁多，夹杂着各地方言，不同地方的人在演唱风格上也不尽相同，对于并非从小耳闻目染的青年人不下苦功夫是学不成的。董明巧一直有个梦想，“我没有文化，也没有把过去演唱过的‘花儿’记录下来，很希望自己能出一张像样的唱碟。”她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令董明巧欣慰的是在她的熏陶和带动下，更多的本地人改变了对“花儿”的认识，不再把它视为男女青年伤风败俗的调情，而是一种珍贵的民间艺手术，越来越多的人渐渐爱上了“花儿”。每年的五月花儿会成为岷县及周边县市的文化盛会，为花儿交流和民俗展示搭起了闪亮舞台。在董明巧的心中，为“花儿”做再多的事情都是值得的。现在她除了家里的劳务，也代表岷县参加省市举办的文化交流会，把洮岷花儿介绍给全国听众一直是她的心愿。2010年的一次文化发展座谈会让她有机会认识了甘肃省享有盛誉的“花儿皇后”苏平，俩人一见如故，倾诉衷肠，每到逢年过节就通过电话互致问候，她跟苏平拜结姊妹一事在岷县更传为美谈。如今，刚逾不惑之年的董明巧，也被乡亲们誉为“花儿”歌后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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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源头“拓荒人” ——记渭河源文化早期挖掘者徐化民
王 纲 徐化民，渭河源文化早期挖掘者，先后担任渭源县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副局长、县志办主任、文联主席、旅游局局长等职。现为甘肃省作协会员、书法家协会会员、诗词研究会会员、群众文化学会会员。 徐化民是一位勤奋苦读终成大器的自学成才者，更是渭河源文化的早期挖掘者，渭源旅游业的拓荒者；他是一位志托山情、情满渭水、情系桑梓、爱洒故土的辛勤耕耘者。 在徐化民的工作生涯中，他一度七调工作单位，在如此频繁的变换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渭河源文化始终是他不变的精神追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徐化民主持渭源县文化馆工作，从此与渭河源文化一生相依。 只有经过冬天的人，才知道春天的温暖。儿时的苦难给予徐化民以刻骨铭心的感受，有了这种感受，他一涉足文坛就迸发出少见的创作激情，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均有涉猎。其语言质朴，不事雕琢；创作题材涵盖乡村生活、民俗文化、民间风情、渭源山水等。出生在美丽的渭水源头的徐化民，和渭源这片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故土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捕捉、描写富有山野情趣的生活细节，通过活灵活现的生活原态，生动再现渭水源头的山水美、人情美，逼真描绘渭源大地的沧桑巨变，成了这位大山之子的生命主旋律。正如一位诗人所言，“他的笔锋，始终指向渭源大地的荣辱兴衰，始终关注着渭源民众的歌哭笑泪。闪耀着鲜明的渭源地域特征和独特的艺手术美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饱蘸着对渭源故土的深深热爱，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徐化民便开始了他以渭河源地域文化为特色的文艺创作。诗歌《我们是大地的缝纫师》，小说《猫眼》、《人情》、《补山传奇》、《鹿鸣之喜》等10余篇作品在《陇苗》、《飞天》、《黄土地》等省市刊物发表，散文《野花儿赞》《九月面蛋红满山》获定西地区优秀文学奖，剧本《关家庄》、《渭水盟》荣获定西地区“五个一”工程奖和创作一等奖。 也许是作为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的职业自觉，徐化民每年都要组织主办文学创作班，培养了被誉为“陇上文坛四君子”之一的农民作家任国一等一批文学创作者，开辟了渭源文学创作的崭新局面。与此同时，徐化民更把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倾注到了对渭河源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整理之中。他风尘仆仆，不辞辛劳深入渭河上下采风，广泛搜集整理民间关于渭河源文化的相关资料。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在古籍中寻找雪泥鸿爪，在文献里探寻渭源史实，在历史遗迹前驻足查对、实地考证，思想沿着渭河漫步，文字沿着渭河行走，其艰辛、痛苦、快乐、执著，尽显了一位渭源文化人的赤子情怀。终于，《莲峰山风土录》、《渭水源头》等书籍先后问世，它开启了当代对渭河源文化梳理与归纳的先河，是渭源本土人才第一次以专著形式展现渭河源文化。这些散发着浓浓乡土味的图书成为渭河源文化的开拓之作和代表作。 无疑，徐化民的渭河源文化书籍影响是深远的，这一部部专著一无例外地演绎了波澜壮阔的渭河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渭河文化，展现了徐化民先生对家乡渭源的至爱深情，为渭河源文化做了最好的注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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