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规治村”是变态的御民手术
⊙菁菁远山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为更好地管理村民，通州仇庄村决定实施“家规治村”，要求每户村民拟定“家训”和“家规”，由村委会帮大家把关，同时邀请了中华儒学会理事徐继福担任顾问。对于违背者，村委会将以通报的形式“惩戒示问”。家规本属公民私域，如今党的基层组织居然想一统江湖，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颠覆。如此不分群已之界，倒是让人怀疑村书记大人是不是已经不满足于“百户长”这个名号了，非常想尝一尝做“部落酋长”的滋味。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二者调整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在二者之间尽管可以有村规民约这个过渡地带，但如果把家法也一并管理起来，那始作俑者不是想做现代“酋长”又是什么呢？由此，我们也难免会想到百年前梁任公那句话：“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社会治理无所不用其极，这种治理方式不过是“牧民”之政，这些变态的办法也与创新无关，仅仅是一种“御民之手术”。
权力如果挟“反恐”和“维稳”之名，通过法外手段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无疑会对法治和自由造成极大的伤害，它不仅打造了一个风声鹤唳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而且还会让公民权利失去必要的保障，结果很可能是“花百姓的钱为百姓买罪受”，如此“维稳”简直是拆台。但无奈“维稳”这个钱袋子太过丰厚，也就无法阻止一些人“创新”的欲望。
如今这种创新有遍地开花之势，舆论也给足了面子，有些与时俱进的作法甚至惊动了外国媒体。6月21日，据《今日美国报》网站报道，在距北京市区两小时车程的一个小村庄里出现了“大喇叭”，喇叭每天播出3次，由震耳欲聋的宣传和资讯组成，中间零星插播一些奇怪的建议：“正确的走路方式，既不要外八字，也不要内八字”。村民认为“吵得无处可躲”，而政府却坚持认为有助于处理“紧急事件”。
如果叫“创新”，那就要消耗社会成本。但这些“创新”都是包装出来的无用东西，那么我们还要养这一帮混蛋就太没天理了。事实上，有些人仅是扛着“反恐”和“维稳”的大旗吃软饭，他们吃饱喝足后向主人下手才是真格的。近年来，地方政府以“维稳”的名义打击报复举报人和信访人的案例不绝如缕，也从侧面验证了上面这个判断。
如果高层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又从不认真分析问题的成因，结果往往会造成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如今仇庄村的“治村有手术”，应该就是一个“劁猪割耳朵”的典型。倘若真是错估了形势，这不仅会给整个国家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还会消耗海量的社会成本。不仅如此，它最大的危害在于，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办法，最终极可能被权力当成剥夺公民自由的手段，最终会导致整个治理体系的崩溃和瓦解。
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手术，利用孔子为傀佣，垄断天下思想，使失其自由”。尽管在谁先提出来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揭开的这个“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却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也正是这个原因，“文革小将”们在领袖“惜秦皇汉武”的立威声中，把曾经被帝王利用的孔夫子也顺道犁庭扫穴了。当然，这背后的目的尽人皆知，无外乎是中国需要一个唯一的真神，而这个目的也确实达到了。
就象几年前孔夫子的塑像被人搬到天安门广场一样，如今的通州村官又想到了“家规”和“家训”。其实，虽然二者作法不同但本质一样，都是想利用它们来“维稳”和加强社会管制，这与古代帝王们的手法没有什么区别，都想取道“家法”统御万民，但在使用前却不忘记为它披上个花衣裳。
本来就有国法可以凭依，何必绞尽脑汁地到处寻找偏方呢？难道根本就信不过中国的法治，抑或是另有所图浑水摸鱼？这可能是各有个的算盘，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公民自由”。那么答案也就出来了，法治是自由的保障，那么向他动刀子就应该假道“家规”一类的东西了。
柏拉图曾经为人们构建了一个“法治王国”，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城邦必须用法律来统治，政府官员们应该称为“法律的仆人”。尽管他所谓的“法治王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但基本的逻辑应该是正确的。而我们在“维稳”名义下的一切“创新”，似乎都是想把法律变成权力的“刀把子”，那么这种“创新”与复辟何异？
本来就有国法可以凭依，何必绞尽脑汁地到处寻找偏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