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法这种艺手术，因为和语言联系在一起，便生出了无数的意味，无数的念想。但一旦成为艺手术，它就有自己的系统与法度，理解和掌握这门艺手术，一个是养，一个是悟，养和悟之间，也有不少的意外。
符浩的书法，对他自己是一种意外，对热闹的陕西书坛，也是一种意外。他这个不事张扬的低调的书者，以一种有别于他人的状态，闯了进来。他的书法是和一堆古人所联系的，但在一堆面目相同者的书作前，显示了一种独特。意外与独特，让他进入了书坛。虽然已是小有名声，虽然在依然低调之中守护着自己的一方天地，他是在这种孤独与寂寞里得到了一种充裕与收获。
二
介乎于碑帖之间，介乎于明清与唐人之间，介乎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也介乎在魏晋与个性的联络之间。符浩的书法存在在这种“介乎”，应了《周易》里的“谦”卦，
符浩是聪明的，他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语言，寻找着自己的线条，自己的结体。不断地和古人在碰撞，和现代人在碰撞，也和自己碰撞。碰撞出的是一种感觉，似帖非碑，传统在里面生长着，符浩自己也在生长着。符浩的书法，基本定位在碑与帖的结合里，碑味要比帖味重，但又以这种碑的笔法去写行草，这条路从前人讲，于右任是走出来了，但很多人都在半道上就歇住了脚。符浩依然在跋涉着。当代书坛，南北书风的差异已经不大，但从细腻的帖学一路的感觉上，北方的书家还是逊于南方的书家，但在碑学的书风中，北人却胜于南人，这或许是地理气候与历史渊源的缘故吧。符浩的书法中也能读到一些细腻的表现形式，但他还是骨子里透出的是一种刚韧，一种质感的力度。否则，在连续第九、第十两届国展上他都能入展，完全以自己的技手术情感的密切结合的扎实实力完成的。
司空图在《诗赋》中说：“知非诗诗，未为奇奇，研昏炼爽，戛魄凄肌。神而不知，知而难状。挥之八垠，卷之万象。”这里说的是诗，我看的却是符浩，把一种执着的精神贯穿进来，把不同的传统调动到自己的风格之中，也许并不完美，但它存在着，存在证实着一种个性的存在，这也是一种聪慧。
认识符浩十年，十年都在变，似乎并不稳定，但一种统一的风格是一致的。一个人所有的变化，都蕴藏在自己一体，有的人不会发掘，有的人在发掘中把自己给放大了，符浩是一个在精神上放大的人，但他有很内敛，很低调。符浩能守能变，一任性情，倔强守拙，见朴知性。符浩最大的没有变的，是身上的朴素，这是他的本色，是他原始的精神。虽然他从传统中汲取了很多，不断地在变化着自己的形式，从书写大字到蝇头小楷，从篆籀八分到行草创作，他守的是一个自己。
三
书法十年，我和符浩都成了“书法人”，既是职业亦是业余，既在其内又在其外。在这里我不想称为“书法家”，书法在我们心里太神圣了，以至于把这个“家”字放在我们身上有些奢侈！
十年，书法就像种子一样扎根在了心头。这个时代给我们这一批人打开了一个书法的空间，也打开了一个精神世界无限被放大的空间，这是在建国的前三十年间所无法想象的。由一种爱好，甚至是父母要求的一种训练，成为了以此为职业和身份，以此成为可以混社会的手段。活人难，难活人，书法却让人活着容易，深入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对于现实的超脱，没有追求，昏昏碌碌，小日子也许会过得非常的滋润，打打牌，写写字，聊聊天，喝喝酒。有一批写字的人就这样地堕落下去了。自省者是在不断地打磨，打磨成一个尖锐的方石，还是打磨成一个柔滑的圆石？这是我的比喻。
符浩在坚持地追求着，书法于他是一个不断开垦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开拓的外延。无论从传统的吸收，还是对当代的吸收，他都在敏锐地把握，敏锐地渴求。但他又是能够把热情放在自己理性的控制之中，把传统与技手术和情感与性情自然地结合，把对自我的表达放在一种自己可控的范围之中。他在寻找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是精雕细琢、完美雅致的，它带着那种草根对于文化的理解，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传统的虔诚。“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量感与情绪性都灌注于作品之中，这是符浩的长处。
四
2004年5月，在沣峪口，我认识了符浩。我们都成为了当代“书法运动”的一个分子，无论在宝鸡还是铜川，无论在西安还是西府，无论在北京还是陕西，同道与兄弟之情使我们不论隔了多远，都在精神的感召中呼应，都在这种跋涉中互相慰藉。
2007年，一次偶然，符浩和唐永平两人路经铜川，我们在铜川市一中的宿舍里彻夜长谈，第二天三人又同上了药王山，一同观赏了《姚伯多兄弟造像碑》和其他北魏碑刻。符浩的感悟力很强，他惊叹北魏的书法，在对原碑的仔细观察中啧啧称叹。
倏忽已经七年……
在北京寂寞的书斋里，我想如果符浩来到北京，最好是金秋的十月，满山红叶，我将邀请他上香山，虽没有书法的胜迹，但菊香书屋那是一定要去的，上了山顶，在一片片红叶之中，去体验这人生的一瞬，就宛同七年前的药王山。
苍颉鸟迹既茫昧，
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已讹，
大小二篆生八分……在这里我不想称为“书法家”，书法在我们心里太神圣了，以至于把这个“家”字放在我们身上有些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