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总有说理的地儿
6月2日，历经40多个小时匆匆赶回的邓吉元，在曾家镇短暂停留后赶到了镇坪县城，见到病床上憔悴的妻子，他一边安慰，一边流下眼泪。“想着领导面子过不去，让普通干部给我道个歉也行啊，结果他们说这是基本国策，也不道歉，惹怒了我”。邓吉元随后在县城街道花了400块钱打印了100多份诉求书，诉求书上印着那张孩子躺在母亲身边、最终为外界所震惊的照片，开始**。6月7日，在平利县境内，他们和另外一群**的民工拦下了省领导视察的车队，高考结束的过路学生随后将诉求书内容发上网络。此后，随着外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以及邓吉元微博上一句“去北京接受采访”的话，让当地政府开始加强了对他们一家的跟踪。“一直在监视，买东西，后面跟四五个人。上车他就拦住你，你回去他就跟你回去”，“晚上在医院门口轮流值班”。政府的答复迟迟不来，以及对家人的跟踪彻底激怒了邓吉元。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策划“出逃”，去北京找此前曾赶赴镇坪但却被他拒绝的律师张凯，“当时我就想，总要有个说理的地儿”。在“出逃”失败一次之后，6月24日，邓吉元甩掉跟踪的人，在山上躲了一天，用800块钱租下了一辆外地车赶到平利县城，随后又花1200块钱租车夜间赶路前往湖北十堰，最终乘坐火车抵达北京。这一早已被外界熟知的“跑路”历时5天，这期间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邓吉元失踪了。半年之后，邓吉元依然后怕：“心里很紧张，就怕他们把我逮住了，秘密关押起来”。当他到北京给张凯打了电话后，“心总算落停了”。邓吉元认为，“出逃”是找回尊严的一种方式。
尊严：久违的复苏
就在邓吉元“跑路”北京，与当地政府千里对峙的同时，安康市政府6月26日晚间通报了对镇坪县妇女冯建梅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这是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故。问责七名官员，其中撤职两名，行政记过三人，党内严重警告两人。处理决定未提国家赔偿，只是要求县政府给予“经济补助”。而这些，邓吉元并不接受。此后当地政府派代表前往北京，和邓吉元“谈判”未果，但邓吉元的坚持也没有持续多久。“关键是我妈，实际上他们在江苏给我妈作通了工作，事情闹这么大，我妈说她也休养不好”，另一方面，邓吉元自己也已身心俱疲。“打个电话都怕被监听，走很长的路，溜几条街打完再回去”。邓吉元透露，在这中间，美国驻华大使馆给自己打过电话，要他过去避难。但他拒绝了。邓吉元最终接受了母亲的建议，从江苏和当地政府官员一起返回陕西。此后和镇政府签订了一份调解书，“我这边就是不再把此事扩大化，不再上诉”。而当地政府则向邓吉元给予经济补助，并承诺对冯建梅的身体因强制引产造成的后遗症负责。邓吉元并未向笔者透露具体的补助数额，有传言称或为7万，但知情人士称“可能高达40多万”。至此，这个轰动全国的计生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邓吉元彼时的代理律师张凯这样评价这一事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这么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有公民主动**、第一次全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这种局面此前从未有过。张凯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总结邓吉元千里“逃亡”的意义：“这是权利觉醒的转变……这种苏醒是尊严的被唤起、人格的复苏……短短20天日期，邓吉元不再跪求恩赐，而是站起来行公义”。
走出阴霾
12月中旬的大巴山腹地，镇坪县曾家镇鱼坪村，寒意袭人。邓吉元坐在火炉边，平静的讲述着半年前发生在身上的一切。中间冯建梅打来电话，这样的电话他们每天都会通上2到3次，但对半年前的事情却绝口不提。为了让妻子有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事情结束后，邓吉元就把妻女一起送去了江苏，孩子上幼儿园，妻子陪读。但冯建梅本人并没有完全走出阴霾，同时强制引产的后遗症也开始出现，9月份在医院治疗过一次，花去了数千元，但邓吉元并没有找镇政府报销。12月上旬，冯建梅进行了第二次检查，笔者采访时，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宫腔里有遗留”，对还打算要第二个孩子的邓吉元来说，这是他目前心头的一件大事。 “事情已经过去了，当时该处罚的人也处罚了，也差不多了吧”，坐在火炉边，邓吉元语气淡缓。采访时邓吉元的舅舅在座，他说：吉元30岁，也算是历经沧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