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手术士，一类是文士。因此，若将中国的“工程院”、“社科院”重新划分，且更名为“手术士院”、“文士院”，这至少是很有“中国特色”。
一提到“手术士”，人们就多与迷信或骗人联系在一起，好像都是耍魔手术卖假药的一类，其实这都是误解。中国古代重文轻手术，加之手术类多带有专业技手术或技艺性，更有的是非祖传家教而不易掌握，因此才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有关的“手术”的灰色记忆。其实我国古代许多的著名人物，如数家祖冲之，医家孙思邈，药家李时珍，农家贾思勰，以及研究天文的张衡，郭守敬，专研地理的郦道元、徐光启，再古的如道家老子，兵家孙武、工家墨子、鲁班等，他们都可堪称是手术类之大家。其实即便是文士之祖孔子的儒学，也包含了许多手术的内容，并集中反映在“三礼”之中。所以，关于“手术士”，我们应该对之有一个重新的、科学的认识或定义。
文士自然是以经史文哲为飽充，以儒行汉韵为风范，以社会民生为担当的一群人。而且这三者不是等同关系。即饱学之士，不一定有风范，而风范之人，不一定能担当。这三者的不同，也可以看做是层次上的差别或是水平上的不一。
那么手术士与文士，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大体说来，手术士可以创业兴国，而文士则适于安邦理政。二者的优点是：前者专门、独到；后者广博、宽宏。可若将之颠倒换个，那也就成了他们各自的缺点，即前者缺失于宽厚，而后者难堪于精准。
清楚了以上，似乎还可以明白一些道理，如：搞手术的若是扩张了见解，枝桠了门类，且宏说广论，即有如茅于轼、张维迎之流者，则难免不失于偏颇、狭隘。而所谓的“砖家”、“叫兽”即此之谓。同理，搞文的若是无所风范，不能担当，则是枉费了经纶，白瞎了学问。而拘泥与些小，钻营于个私，那则更是难成大器，无堪重用。这样的文人别说理政治国，能齐家、立身就已经是不错了。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者，其实说的就是这类人。
总之，手术士可说，说则话长；文士当论，论及你我。试问当今：谁还不是“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