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下旬，在长沙雨花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今年1月3日，长沙开福区一桥下，另一名流浪者冻死。
　　短短数天，两起人命，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
　　1月6日22时，长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栾卫东也开始忙碌起来：他身穿军大衣、棉鞋棉裤，手拎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在垃圾筒里仔细翻拣着。
　　这种在长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栾卫东已经过了近三年，此前他已在全国流浪了21年，下过新疆的小煤窑、进过河南的黑砖厂……2009年，他来到长沙，“长沙要暖和一点。”
　　三年中，志愿者、警察，甚至路边的居民都曾劝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婉拒。“救助站最终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还出来流浪做什么？”栾卫东说，他也曾在其它城市进过救助站，但因为感觉“像犯人一样”，就再也没去过。
　　本报笔者连续一周在长沙调查了近20名流浪者发现，尽管他们都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几乎无人愿去救助站，宁愿在桥洞、地下通道、工地边、火车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样？本报派出笔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全程体验。
　　无法接通 连续十次未打通救助电话
　　1月7日21点，笔者与栾卫东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
　　此时的笔者，身披一件栾卫东给的破棉衣。“完全认不出来。”一旁的栾卫东说。
　　很快， 途经市民发现了笔者，拨打了长沙市天心区救助管理站的电话。
　　21点38分，市民拨打第一个电话时，无人接听。此后连拨四个电话，均是占线。第六个电话，拨通却无人接听，接下来四个电话，又全是通话中。十个电话后，笔者仍无法取得救助。
　　21点44分，市民拨打110求助。
　　21点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来电话问明情况。
　　21点55分，两名民警到达现场，认真询问情况后，和市民一起将笔者搀扶上车，直接送往位于窑岭的长沙市救助站。
　　三人围殴  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
　　22点30分左右，证实笔者未饮酒后，长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同意提供相应的救助。
　　约五分钟后，民警离开，现场气氛骤变。
　　“你叫什么？住哪里？”笔者抬起头，发现救助站工作人员已是满面寒霜。
　　因为改扮的是聋哑流浪者，笔者未作回答。几度询问后，因未获答复，工作人员音调渐高。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前来，绕到笔者背后，将笔者双手死死束缚。紧接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前来，死死地摁住笔者。
　　眼见殴打可能升级，笔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员一边说：“不打你，不打你”，一边却突然将笔者重重地绊倒在地板上。
　　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将趴在地上的笔者双脚死死摁住，瞬间，笔者无法动弹，呼吸困难。
　　放弃救助
　　“现在想走？晚了！”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笔者眼冒金星，感觉几欲晕厥，无奈告饶。
　　“现在想走？晚了！”用膝盖顶着笔者头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出言不逊。
　　“按国家规定，受助者可以自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站的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笔者说出理由后，同样遭拒。
　　最后，笔者迫于无奈告诉工作人员远在浙江老家的父亲的电话，在父亲与工作人员交涉要求放人后，工作人员才将笔者松开。
　　随后，长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须在这份表格上写上“自愿放弃救助”、签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笔者离开救助站。
　　当晚11点左右，笔者离开了长沙市救助站，此时距笔者走进救助站还不到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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