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假扮流浪汉体验长沙救助站生活。起初拨打10次救助电话未打通，后在警察帮助下成行。待警员离开后，救助站人员将笔者双手束缚摁在地上，并用膝盖顶着笔者头部，称现在想走晚了。同时，救助站里另有老年人被双手反捆躺在担架上，自称被打并向笔者求救。
　　促使笔者扮作流浪者去救助站体验生活的，是长沙发生在近期的两起流浪者死亡事件：去年12月下旬和今年1月3日，分别有一名流浪者在桥下被冻死。桥下无疑是寒冷的，相对于露宿街头来说，救助站里有吃有喝、有衣穿，还有床可睡，应该是寒夜里无论忍受寒冷之时最好的去处。流浪者大都是心智正常的人，他们为什么不愿去救助站呢?
　　以笔者的亲身体验和所见、所闻来看，正因为很多流浪者是心智正常的人，他们才会拒绝前往救助站。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忍受冬夜的寒冷，比到救助站忍受暴打和“像犯人一样”的对待，要好得多。
　　救助站的职能就是对受助者进行暴打和羞辱吗?显然不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救助站负有为受助人员提供食物、住处、急病就医、联系亲属或所在单位、提供返回住所地乘车凭证等职责。救助站工作人员不仅不能粗暴对待受助者，在进行救助后也不得向受助人员及其亲属收取任何费用。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多数地方的救助站是很好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的，一些流浪者在救助站的帮助下得以返乡或免于饥寒。但是，更不可否认的是，像长沙市救助站这样的救助站也不会是独此一家。新闻中提到的那位在全国各地流浪了24年之久的栾卫东，进过很多地方的救助站，但给他的感觉都是“像犯人一样”。可能的暴力对待和“像犯人一样”的心理感觉，恐怕才是很多流浪者宁肯挨饿受冻也不肯进救助站的原因所在。
　　收容所变成了救助站，变化的不能仅仅是名字，更应该是救助的理念。对于政府来说，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施以援手，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伦理上，都是理所应当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应该明白，救助不是施舍，受助者不愿吃“嗟来之食”，你也不能对救助者说“嗟，来食”。
　　世事无情，谁都无法保证几十年人世沉浮中，自己不会成为流浪者中的一员，或暂时遇到不得不求助于救助站的困难。也正因如此，救助站能否真正负起自己的道义上和法律上的救助责任，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尊严。
　　笔者的卧底调查揭开了长沙救助站的冰山一角，还有多少救助站存在与其相似的问题，则有待有关方面的进一步调查。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主管部门没有察觉?是没察觉还是察觉了却放任其存在?谁该负有领导责任，谁来为此担责?如果就此不了了之，孙志刚的悲剧恐怕仍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