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县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这种事，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初，被媒体当作资讯热点追逐，而在该法规实施23年之后，这事仍然被当成资讯热点传播。
　　“发展不平衡”或许是此传播现象出现的一个具体原因，在有些地区属首例,行而在某些地区，行政首长出庭现象屡见不鲜，如2011年3月江苏省高级法院院长公丕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江苏省的“民告官”案中，市县两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已经超过60%。去年，《南方日报》曾报道“上半年佛山全市两级政府首长出庭率达95%以上”。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文件早有规定：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该文件出台后，部分地区地方跟着发布了“自己的规定”，另一部分地区没下过相关文件，这就在这方面似乎有了先进与落后之分。
　　这方面的先进与落后，均要看当地党政负责人的心情。司法请示行政，“司法建议”若没有地方长官的批准，等于白说。地方负责人不出庭或者应诉率低，是遵循党政长官意志的结果；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高，也是循长官意愿、“喜获”长官批准的结果。
　　颁布了法律，但执行不执行，怎么执行，此法在官员辖区处在何种地位，还取决于权力的裁决，于是，法律禁不住权力与实权官员违法，成为“社会正常现象”；同时，立法、司法必得乞求地方长官发挥权力优势以保障法规的落实。
　　法律本来像个屁，但领导要是不发表重要讲话，不下红头文件，法律那就连屁都不如了。用讲话和“通知”去保障法律，是个中国式司法的笑话，这现象本身就是没办法、没出路与“死循环”的证明。
　　出庭应诉的地方官员若接受采访，都忘不了“低调淡化”他的出庭之举，总会表示“我们都是法律同等的主体”；“在法律面前，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是平等的”，而笔者、相关人士，总是会强调民告官和首长出庭是社会的进步、官员法治意识增强，这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迄今为止，出庭应诉的负责人都是地厅级、县级官员。如果小官出庭应诉意味着“官民平等”，那么，高官不出庭应诉，是否证明着法律面前官民不平等？是不是大官小官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证明？
　　既然法律规定了政府长官可以委托他人出庭，长官出庭与委托他人出庭的法律意义、法律效力，依法按理的话都一样。可是，对孤注一掷冒险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小民来说，负责人出庭尤其是所谓的“行政一把手”出庭反而更加不妙——法院和长官早已充分沟通，法院在立案和审理过程中，慎之又慎地掂量过了此案中的“政治”。
　　法院的高级法官，还想晋升到地方政府、人大、政协序列里；有着掌控法院的书记、市长以及公安局长；法院也是权力团队中的利益既得者，一损俱损牵牵绊绊和一方豪强根本分不清楚；其本身还是行政化的…...因此种种，“法院的居中裁判”一直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长官出庭应诉，是种做给人看的形式，这种姿态，象征性地尊重司法和法律，而权力尊重法律，是个假象，任何象征或表示，都改变不了中国社会中“权大于法”这一铁的事实。
　　对民告官事件，法院觉得实在不好办，往往以土政策等各种理由不予立案，既便如此，有相关人士指出“民告官案件的胜诉率不足三成”。“民告官”是进步吗？在官怕“民告官”的情况下才是进步。权压一切，不管在什么场合，体制规定了官不畏民、官不畏法，出庭应诉仅显其法治意识与遵法气氛，这应该忽悠不了公众。
　　更严重的是，所谓行政与执法行为，和官员个人利益分不开，往往就为了某几个人的利益而运作某个政府项目、制造出一批苦主，连政府和司法人员，实际上都属于贪官和奸商的奴仆。此情之下，行政与司法，都是给私人、私权背黑锅的，无论官司结果如何，政府都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