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在朝阳区住，有时在通州住，因为被关照，所以和基层警察有了接触，我感到很可笑，为何当官的不找我交流思想？我说说我和警察打交道的来历。
那还要从茅于轼谈起。前几年夏天下雨，我们一干毛左找到天则想找茅于轼当面说说，说茅于轼不在，想找天则别的人，都不出来，我们就找到海淀区检察院，接待很热情，但是不管，又找到海淀区公安分局接待室。在门口一位警察接待，他问我们说哪里的，有些人就说是乌有之乡的，其实我们不是乌有之乡的。这位警官对乌有之乡很反感，从表情看得出来。他问每个人的身份，我就是不说，我说我就是一个老百姓，这位警官很不高兴。过了一天，朝阳区国宝和派出所民警就找到家里来了，问我目的，2分钟就结束了--执行公务。从此我就上了名单。每次遇到情况，片警小李一打电话，说朝阳区国宝姓王的警官要知道我的情况，我就很生气，我对小李说，请他告诉朝阳区国宝把我从名单里去掉。一次给小李送租户名单，他对我说这可能是他对上级的回话吧。通州的片警是山西人，更亲切，管我叫叔叔。他对我执行任务的时候也颇显出无奈。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何对我如此关照呢？有话好好说，他们从来没有坐下来和我理论理论啊。现在大讲群众路线，我也算群众，我真想到市局去找某位管事的长官交流交流思想。不许有行动，可以口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