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官场很好很强大，今年洛阳某学校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某教师花重金打通教育局关系，结果被任命为该学校党委书记。通知下了以后居然发现这个人根本不是党员。

宜阳县的事我知道，文中的张景彦现任宜阳县政协主席，原籍洛阳嵩县人，嵩县在宜阳的官场上有好几个，公安局的李国涛等，都是相当有权。

很震惊！！！！！

中国政府真是悲哀呀

折腾吧，折腾，会折腾的都发财了，认真的都倒霉了

ding

我也是宜阳人，很伤心....

看到同行写李贺
　　2004年的3月是一个让人终生难忘的时令，随着上级的一声令下，报社关停。按季节该是桃绽柳新、风暖如酥的日子，而我们这些舞笔弄墨的基层报人变成了茫然不知所向的流浪者。我无法统计全国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命运被无情改变，只知道仅仅我所在的地区就有130多人遭遇了无法躲避的一击。这些人中，有我，有司卫平。
　　不遭遇突变，单就个体的人而言，似乎一切都很重要，生命、尊严、情感，尤其作为办报人热衷的文字很神圣、很圣洁、很神奇。当遭遇突变时，才知道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个体是如此渺小，时代的一阵轻风，就可以把个体变成四处飘散的柳絮。
　　时隔五年多的今天，我才通过司卫平一个帖子中了解到，司卫平是邻县报社的副刊编辑。我们经历了同样的彷徨、煎熬和挣扎。所不同的是，司卫平写下了40万字的《“诗鬼”李贺》。
　　从卫平的帖子中得知，早在2001年的时候，他就开始酝酿写作《“诗鬼”李贺》。因为是临时工，待遇很低，在查找李贺素材的奔波中，他没有住过一次旅店，更别说是宾馆酒店了，晚上几乎都是在车上和车站过夜，还有几次只能在大街上找个地方靠着、把包抱在怀里熬到天亮。如果说人最重要的是精神支柱，那么此刻司卫平的精神支柱就是那个骑着瘦驴、背负破锦囊，在凄凄秋风中苦吟的李贺。
　　“向前敲瘦骨，犹自作铜声”，李贺用诗激励着自己，也激励着一个与他相隔千年甘愿为他树碑立传的人。
　　作为晚唐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作为生长在同一块儿土地上的老乡、作为当地极力宣传的一张文化名片，或是作为省级作家会员的一份职责，卫平都应该写写从来没有人写过的李贺。并且，我感到作为写李贺的情感的酝酿，磨难和清寒的生活还是要有的，饱受磨难才能写出磨难，历经清寒才能写出清寒，拿出呕心沥血的志向才能塑造出呕心沥血的苦吟诗人。
　　2003年，当一本浸透了司卫平心血的《“诗鬼”李贺》脱稿时，他却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要自费出书。不是说文化是根吗？不是说李贺是名片吗？不是说要给予创作大力支持的吗？一切都找不到了回应。原来当权者推崇文化只是把文化当成了一枚装饰的“口红”，敬仰李贺只是叶公好龙的翻版。我想，出版一本《“诗鬼”李贺》，充其量不过一、二万元，大概抵不上当权者的一顿盛宴、一场狂欢。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含辛茹苦孕育的胎儿，就要听到临产的呱呱声，却要硬生生被冷漠扼杀掉，司卫平怎能甘心！四下借钱，债台高筑，终于让书出版了。出版与脱稿应该相隔了6年。出版了书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销售。一个既无权力“魔杖”、又无巧舌如簧本领的一介穷书生，又要到市场大潮中去搏击。
　　我也经历过很多的曲折，但比起卫平来似乎算不上什么；我缺乏不顾一切投入的精神，使得自己只能在喜欢和不喜欢的文章边缘徘徊；我也没有足够的才情，写出洋洋洒洒的像样的作品。面对卫平的境遇，除了一声“同是城市论坛沦落人”的慨叹，还是油然而生几分敬意。对匆匆而过的人生，能写出一本代表自己水平的作品，应该是对人生最大的抚慰，也是对遭遇突变众多基层报人孜孜以求、奋进不息的最好明证。
　　事实上，作为单纯为生存写作的人，可供选择的题材是很多的，但要想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道路却又会显得很狭隘。真正的文学，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与世俗保持距离、需要付出常人难以割舍的代价。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卫平选择写李贺时，就注定只能是长歌当哭的写作。因为真正文化的荣光只属于身后，对于眼前，反而为世俗所难容，只能是浸透了血泪的一声恸哭。《离骚》是屈原在哭,《史记》是司马迁在哭，《聊斋》是蒲松龄在哭、《红楼梦》是曹雪芹在哭……字字血、声声泪，才汇成了永不磨买的文化长河。
　　很想拜读《“诗鬼”李贺》，并且一有拜读的冲动，就会想到，通过《“诗鬼”李贺》让人走进李贺的同时，也一样会走近卫平，并希望卫平的身影能与李贺叠加在一起，成为留给后世的一个清瘦的但却永不消逝的身影。至于那些给给卫平事业带来层层障碍的假、丑、恶的东西，注定只能成为卫平韧性的磨砺，注定要被无情的光阴一抹而去。

看到同行写李贺
　　2004年的3月是一个让人终生难忘的时令，随着上级的一声令下，报社关停。按季节该是桃绽柳新、风暖如酥的日子，而我们这些舞笔弄墨的基层报人变成了茫然不知所向的流浪者。我无法统计全国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命运被无情改变，只知道仅仅我所在的地区就有130多人遭遇了无法躲避的一击。这些人中，有我，有司卫平。
　　不遭遇突变，单就个体的人而言，似乎一切都很重要，生命、尊严、情感，尤其作为办报人热衷的文字很神圣、很圣洁、很神奇。当遭遇突变时，才知道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个体是如此渺小，时代的一阵轻风，就可以把个体变成四处飘散的柳絮。
　　时隔五年多的今天，我才通过司卫平一个帖子中了解到，司卫平是邻县报社的副刊编辑。我们经历了同样的彷徨、煎熬和挣扎。所不同的是，司卫平写下了40万字的《“诗鬼”李贺》。
　　从卫平的帖子中得知，早在2001年的时候，他就开始酝酿写作《“诗鬼”李贺》。因为是临时工，待遇很低，在查找李贺素材的奔波中，他没有住过一次旅店，更别说是宾馆酒店了，晚上几乎都是在车上和车站过夜，还有几次只能在大街上找个地方靠着、把包抱在怀里熬到天亮。如果说人最重要的是精神支柱，那么此刻司卫平的精神支柱就是那个骑着瘦驴、背负破锦囊，在凄凄秋风中苦吟的李贺。
　　“向前敲瘦骨，犹自作铜声”，李贺用诗激励着自己，也激励着一个与他相隔千年甘愿为他树碑立传的人。
　　作为晚唐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作为生长在同一块儿土地上的老乡、作为当地极力宣传的一张文化名片，或是作为省级作家会员的一份职责，卫平都应该写写从来没有人写过的李贺。并且，我感到作为写李贺的情感的酝酿，磨难和清寒的生活还是要有的，饱受磨难才能写出磨难，历经清寒才能写出清寒，拿出呕心沥血的志向才能塑造出呕心沥血的苦吟诗人。
　　2003年，当一本浸透了司卫平心血的《“诗鬼”李贺》脱稿时，他却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要自费出书。不是说文化是根吗？不是说李贺是名片吗？不是说要给予创作大力支持的吗？一切都找不到了回应。原来当权者推崇文化只是把文化当成了一枚装饰的“口红”，敬仰李贺只是叶公好龙的翻版。我想，出版一本《“诗鬼”李贺》，充其量不过一、二万元，大概抵不上当权者的一顿盛宴、一场狂欢。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含辛茹苦孕育的胎儿，就要听到临产的呱呱声，却要硬生生被冷漠扼杀掉，司卫平怎能甘心！四下借钱，债台高筑，终于让书出版了。出版与脱稿应该相隔了6年。出版了书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销售。一个既无权力“魔杖”、又无巧舌如簧本领的一介穷书生，又要到市场大潮中去搏击。
　　我也经历过很多的曲折，但比起卫平来似乎算不上什么；我缺乏不顾一切投入的精神，使得自己只能在喜欢和不喜欢的文章边缘徘徊；我也没有足够的才情，写出洋洋洒洒的像样的作品。面对卫平的境遇，除了一声“同是城市论坛沦落人”的慨叹，还是油然而生几分敬意。对匆匆而过的人生，能写出一本代表自己水平的作品，应该是对人生最大的抚慰，也是对遭遇突变众多基层报人孜孜以求、奋进不息的最好明证。
　　事实上，作为单纯为生存写作的人，可供选择的题材是很多的，但要想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道路却又会显得很狭隘。真正的文学，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与世俗保持距离、需要付出常人难以割舍的代价。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卫平选择写李贺时，就注定只能是长歌当哭的写作。因为真正文化的荣光只属于身后，对于眼前，反而为世俗所难容，只能是浸透了血泪的一声恸哭。《离骚》是屈原在哭,《史记》是司马迁在哭，《聊斋》是蒲松龄在哭、《红楼梦》是曹雪芹在哭……字字血、声声泪，才汇成了永不磨灭的文化长河。
　　很想拜读《“诗鬼”李贺》，并且一有拜读的冲动，就会想到，通过《“诗鬼”李贺》让人走进李贺的同时，也一样会走近卫平，并希望卫平的身影能与李贺叠加在一起，成为留给后世的一个清瘦的但却永不消逝的身影。至于那些给给卫平事业带来层层障碍的假、丑、恶的东西，注定只能成为卫平韧性的磨砺，注定要被无情的光阴一抹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