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
　　道德命运，关系紧密。个人、家庭、家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好坏，无不取决于道德的高低优劣。命运无常，会不断变化，或变好，或变坏，或改良，或恶化，而变化的关键在道德。关此，儒家经典有大量阐述。
　　孔子说：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孔子又说：
　　“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为此乎？？”
　　孔子对舜帝道德修养作了全方位的高度赞美。舜是圣王，圣人而为王者，尧帝所让、天命所授的天子，位禄名寿俱大，命运可谓好到了极点。而这正是其大德、大孝的作用。
　　大德之人往往命运也好，即使原来不好，也会逐渐好起来，或者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舜就是很好的例子。舜本来不幸，出身寒微，曾先後以農耕、漁業、陶工、商貿為生；更加不幸的是，他的家庭环境曾经非常恶劣，“父顽、母嚚、象傲”。亲父后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串通一气，必欲置之于死地，可谓凶极。
　　但舜始终对父母孝顺，对弟弟友善，表现出非凡的品德。舜在家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给予帮助，成为实践孝道的最佳典范。于是，舜孝声远播。尧帝经过考察，禅以帝位。
　　《尚书??尧典》说：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帝尧节俭，明察，文雅，深思，温和宽容。他忠实礼让，光辉普照四方，达于天地。能发扬大德，使九族亲和。九族亲和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以后，又协调万国诸侯，天下万民也相递友好和睦起来。
　　帝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佳典范。他个人和政治的成功，就是一种道德的成功。道德的力量和功效何其大也。
　　孟子有“仁者无敌”论和“君子必胜”论，也是对道义的巨大威力的强调。仁者无敌即王者无敌，这是《春秋》之义，《盐铁论??世务篇》说：“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受交也。”
　　《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庭如此，个人和国家也一样，将“家”字改为“人”或“国”，此言同样成立。商朝革命元勋伊尹，在把政权归还给太甲，将要告老回其私邑的时候，对太甲作了一大段道德教诲，将道德和君位国运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他说：
　　“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
　　大意是说：唉呀！！上天难信，天命无常。经常修德，保持君位；德不正常，九州因此会失掉。夏桀不能经常修德，怠慢神明虐待人民。皇天不佑，观察万方，开导佑助拥有天命者，眷念寻求纯德的君王，使他为百神之主。只有伊尹和成汤有纯一之德，能合天心，接受上天的明令，因此拥有九州的民众，于是革除了夏王的虐政。这不是上天偏爱我们商朝，而是上天佑助纯德的人；不是商朝求请于人民，而是人民归向纯德的人。德纯一，行动起来无不吉；德不纯一，行动起来无不凶。吉和凶不出差错，虽然在人，上天降灾降福，却在于德。
　　道德是改变命运的关键。舜帝因为实践孝道改良了厄运，桀纣则是相反的例子，因为违背道德而恶化了命运。它们生而为帝，本来命运极好，可是胡作非为，背天虐民，结果国破人亡，为天下笑。
　　还有王莽，本来位高权重，朝野推崇，可他不自珍惜，不知止步，阴谋篡位，又大搞复古主义。《中庸》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王莽生乎汉世，返用周礼，灾及其身，家破人亡，为这句圣言作了最好的注脚。
　　《易经》说：“善不积不足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舜帝是积善成名，桀纣和王莽则是积恶亡身。
　　个人命运取决于个人德性，国家命运取决于社会共业，即整个社会的道德。其中民德取决于官德，官德取决于君德。君德最为关键。所以儒家特别强调“正君心”和“格君心之非”。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董仲舒说：“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云。朱熹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
　　朱熹又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伦常乖蹇，立见消亡。”儒家强调德位相称，地位越高，道德责任要求就越高，位高德低，位难持久，灾易降临，后患无穷，防不胜防；伦常乖舛，意谓违反五伦，如父子相残、夫妇相斗、长幼颠倒、君臣不义、朋友欺诈，那么，马上就会大祸临头。
　　一些人本来命运很好，风生水起，位高权重，然其兴也勃其衰也速，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破人亡，根本因就是德不配位，智不配权。中华民族也是这样，本来命运很好，可惜近人德残智弱，自毁丰厚的文明遗产和伟大的民族魂，把赤县神州弄成鬼域一般。
　　或说朱子此言只适合儒家的道德社会，不适合反道德、逆淘汰的马家社会。答：都适合，因果律在任何社会都同样起作用。只不过，在马家社会，“伦常乖舛”者消亡的时间可能滞后，“德不配位”者遭遇的灾殃更加难测。
　　缺德不利。荀子说：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偝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
　　六种表现都是缺德，很容易导致命运恶化而自陷穷困。
　　《易经》说厚德载物。一切物质利益财富权位科技等等都是物，都需要相应的德才能承载之。反之，德薄则难以载物，载不动权力和利益。《系辞》说：“德薄而位尊，知少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也。”鲜不及，意谓很少不遭到凶险灾祸的。又警告说：“负且乘，致寇至。小人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国语》说：“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
　　故为人为政都忌薄。刘向说：“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做人也一样，“宜厚之而可”，立品要厚实，宅心要仁厚，待人要宽厚。
　　去儒家化和唯物化之后，大多数中国人的命就越来越薄，即使强权集团富贵人家，大多持而不坚坚而不久，根本原因在于缺德，有一定儒佛道修养者不难明白此理。命薄皆缘心地薄，德明自有眼光明，此之谓也。
　　德性不够，载不动物，反而身为物役，甚至为物所害。很多年前曾听人说某某官员财富数以千亿计，说者无限羡慕，我听得脊梁发冷。如此巨额财富，就是来路正当，也非幸事，何况非法所得。这不是德不配位、位高德低的问题，而是极度缺德，贫困至极。这种巨额不义之财，就像不定时炸弹，若不炸死自己，也必炸毁子孙，无可侥幸。巨额恶业如影随形，无可逃避也。
　　当然，从利益角度言，厚德未必一定有利，平安；缺德也未必一定不利，不安。世事难免有例外。荀子说：“仁义德行，常安之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不过，儒家是超越物质和外在利益的，认为道德本身就是幸福和吉祥。孔子说：“仁者寿”， 仁是大德，寿是大福，五福之一。
　　《尚书》名篇《洪范》说五福六极，五福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将“攸好德”列为其中之一。所谓攸好德，就是追求美德，具备正确的道德知识，懂得道德的重要性。六极为：“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六极意谓六种惩罚，恶的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道德对于吉凶祸福具有决定性作用，道德与吉祥可以划等号。《易经未济卦六五》说：“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贞是贞正，坚守正道和正义就吉利；孚是诚信，有诚信就吉利。
　　对于君子大人来说，外在的境况遭遇是无所谓吉凶的，吉固然吉，凶也是吉，一切皆吉，无所不吉，无往而不自得。《易经》困卦卦辞说：“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处于困境，有言不信，但大人仍然吉。陆九渊说：“‘困，穷而通’，不修德者，遇穷困则陨获丧亡而已，君子遇穷困则德益进，道益通。”
　　孟子说：“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一般情况下，得其天年而死是正命，但若是为了道义，尽其道而死，也是正命，也是大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就良知万古辉煌，死而不亡，那是儒者的光荣和幸运。所以说，君子无不吉。2015-3-16
　　首发于南华早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