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资讯学教科书，开篇都是这样定义资讯的：狗咬人不是资讯，人咬狗才是资讯。其结果，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和发展不是资讯，而与广大人民群众利不相干的事情成了抓人眼球的资讯。
例如，天天发生的事情不是资讯，极少发生的事情成了大资讯。
例如，每年导致几十万人死亡的肝病不是头条资讯，总共死了几百人的萨斯是每天央视资讯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各种媒体滚动的头条资讯；
每年近十万人死在公路上不是资讯，而每年死在铁路上的十几个人就是天大的资讯。
如2011年7月22日“信阳大巴失火事故”死亡41人，但是在百度的资讯网页搜索中，只显示了19条搜索结果。而第二天发生的温州动车死亡39人的事故，在百度的资讯网页搜索中，出现了116万条资讯。
在电视里看到飞机坠毁，是什么感觉？在网络上看到温州动车事故大照片是什么感觉？多数人这时想到的是：乘坐飞机或动车的风险太大！而没有想到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在这种时刻，很少有笔者有一种强大的内定力，不被这种具有强大的资讯价值、高情感的事件左右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更多地是是跟随着高情感的故事去激动地发泄，而不是去冷静思考。科学家与资讯媒体对风险的不同评估。科学家用数学模型和概率评估风险，大众不是依据数学概率来评估猪流感的风险。媒体对风险的评估尺度包括：
1）个人对风险的选择和感受。例如，我见过一位报道环境的编辑笔者一边写稿批评大气有害健康，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
2）媒体对风险判断基于资讯价值判断，不是科学判断。例如，飞机坠毁和汽车事故的资讯报道条数相比，飞机坠毁每死亡一个人平均至少获得1000条资讯报道，而汽车事故每死一个平均获得不到一条的资讯报道。
3）媒体对风险物的熟悉程度。例如，由于媒体和笔者的知识结构限制，笔者在报道煤电、水电、核电、风能、光伏等资讯时，会很过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4）风险的政治化高低。例如，非典和猪流感发生时，国外一般都是卫生部长作为最高长官去医院看望病人或医务人员。但在中国，由于国家领导人显身在非典和猪流感的医院，政治化了这种疫情，政府就会在预算中给予这种媒体化的疾病更多地投入，相应地，政府对每个家庭都会发生的疾病，如流感、肝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投入就会减少。做一个简单的口算题：如果政府更具媒体报道的资讯条数增加下面疾病地投入比例，每年减少10%的禽流感死亡，救活多少人？每年减少10%的猪流感死亡，救活多少人？每年减少10%的非典死亡，救活多少人？每年减少10%的普通流感死亡，救活多少人？每年减少10%的肝病死亡，救活多少人？每年减少10%的脑卒死亡，救活多少人？听君一席话，省我十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