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 重己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国，必残必亡。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则其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棬竖，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译文如今我的生命属于我所有，而给我带来的利益也是极大的。以它的贵贱而论，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足以同它相比，以它的轻重而论，即使富有天下，也不能同它交换；以它的安危而论，一旦失掉它，终身不可再得到。正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有道之人对生命特别小心谨慎。有人虽然对生命小心翼翼，然而实际上却在损害它，这是由干不通晓生命的天性的缘故。不通晓生命的天性，即使对生命小心翼翼，又有什么益处?这正如盲人爱儿子，竟免不了把他枕卧在谷糠里，聋子养育婴儿，正当响雷的时候却抱着他在堂上向外张望。这种情况同不知小心谨慎的人相比，其实际效果又有什么不同?对生命不知小心爱惜的人，他们对死生，存亡、可与不可从来没有分辨清过。那些分辨不清死生、存亡、可与不可的人，他们认为正确的从来不是正确的，他们认为错误的从来不是错误的。他们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是正确的，把正确的东西当作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叫作“大惑”。象这种人，正是天降祸的对象。持这种态度修身，必定死亡，必定遭祸’持这种态度治理国家，国家必定残破，必定灭亡。死亡、灾祸、残破、灭亡，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找上来的，而是惑乱所招致的。长寿的得来也常是这样。所以，有道之人不去考察招致的结果，而考察招致它们的原囡，那么，结果的实现就是不可制止的了。这个道理不可不深知。假使叫古代的大力士乌获用力拽牛尾，即使把力气用尽，把牛尾拽断，也不能让牛跟着走，这是违背牛的习性的缘故。如果叫一个小孩牵着牛鼻环，牛就会顺从地听任所往，这是由于顺应牛的习性的缘故。世上的人君，贵人，不论好坏，没有不想长寿的。但是他们每日都在违背他们生命的天性，即使想要长寿，又有什么益处?大凡生命长久都是顺直它的天性的缘故．使生命不顺的是欲望，所以圣人一定首先节制欲望，使之适度。.

要使一个社会让每个个体人能够自由平等，就必须让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合适的办法来决定他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需听命于任何他人的意志。而要做到以上就必须有一个公平正义的游戏规则。那么怎样的规则才是公平正义的呢？千百年来人类通过不断探索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说的：把自然法则赋予社会中每个人去遵守的义务。后来，哲人们发现，人们由于知性千差万别，知性参差不齐，并不都自觉遵守自然法则赋予社会中每个人去遵守的义务。于是就产生了使社会大众适自然规律而止的法律制度。只有用这种法律制度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社会中每个人才会有平等自由，才有权主张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而无需听命于任何他人的意志，这样就达到社会人的幸福美满公平正义。但是，问题又来了：让谁去实施这种法律制度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又保护社会每个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呢？显然，哲人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够担当这个职责。于是法律与国家就自然联系如此紧密。这就是所说的人的自由本质和国家起源的契约性的价值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安全。也许你会说：国家也是威权，国家权力也是人在行使手中的权力呀？请注意： 由于国家这种权威，来自于国家制定符合自然法则基础的法律诞生。只要社会每个人都遵循这种法律，遵循这种适自然规律而止的法律制度，人们就会为自己建立平等公正的政治制度竭尽全力，并在社会生活纠纷中自觉遵循它的原则性调解。因为这种法律制度，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在。国家的权利也一样体现于此意志，并处于这种法律的制约之下。因此，为建立投票权而制定的法律是民主政治下的基本法。在此基础上就只剩下民主政体下的选举法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能够如此顺利进入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的原因。这里就要求：1，任何替国家行使法律的执行权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2，国家权力不能作为镇压社会任何一部分群体或一部分阶级的机器，而是执行法律赋予的权力目的职责在于保护每一个社会人。3，人们有权拒绝替国家行使法律的执行者任何法律以外的一切要求，并对其进行效监督。4，在受到国家的安全保护下，社会每个人都在相同的游戏规则下，自由选择自由竞争获得社会财富，谁都欺负不了谁，谁都不歧视谁，不求平均，只求平安快乐自由自在。

吕氏春秋.情欲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於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译文古代的得道之人，生命得以长寿，乐音、彩色、美味能长久地享受，这是什么缘故?这是由于尊重生命的信念早就确立的缘故啊！尊重生命的信念早确立，就可以知道早爱惜生命，知道早爱惜生命，精神就不会衰竭。秋天早寒，冬天就必定温暖，春天多雨，夏天就必定干旱。天地尚且不能两全，又何况人类昵?在这一点上人跟天地相同。万物形状虽然各异，但它们的生命丰腴是一样的。所以，古代修养身心与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效法天地。

吕氏春秋.情欲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译文天生育人而使人有贪心有欲望。欲望产生感情，感情具有节度。圣人遵循节度以克制欲望，所以不会放纵自己的感情。耳朵想听乐音，眼睛想看彩色，嘴巴想吃美味，这些都是情欲。这三方面，人们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明的，还是不肖的，欲望都是同样的。即使是神农，黄帝。他们的情欲也跟夏桀、商纣相同。圣人之所以不同干一般人，是由于他们具有适度的盛情。从尊重生命出发，就会具备适度的感情，不从尊重生命出发，就会失掉适度的感情。这两种情况是决定死生存亡的根本。

吕氏春秋.贵生圣人深虑天下，莫贵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於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手术也。尧以天下让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理性圣人深思熟虑天下的事，认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耳目鼻口是受生命支配的。耳朵虽然想听乐音，眼睛虽然想看彩色，鼻子虽然想嗅芳香，嘴巴虽然想尝美昧，但只要对生命有害就会被禁止。对于这四种器官来说，即使是本身不想做的，但只要有利于生命就去做。由此看来，耳目鼻口不能任意独行，必须有所制约。这就象各种职官，不得独断专行，必须要有所制约一样。这就是珍惜生命的方法。尧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回答说；“让我作天子还是可以的，虽是这样，我现在正害着忧劳深重的病，正要治疗，没有余暇顾及天下。”天下是最珍贵的，可是圣人不因它而危害自己的生命，又何况其它的东西呢?只有不因天下而危害自己生命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吕氏春秋.贵生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於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译文子华子说：“全生是最上等，亏生次一等，死又次一等，迫生是最低下的。”所以，所谓尊生，说的就是成全生命珍重生命。所谓成全生珍重生命，是指六欲都能得适宜。所谓亏生，是指六欲只有部分得到适宜。生命受到亏损，生命的天性就会削弱，生命亏损得越厉害，生命的天性削弱得也就越厉害。所谓死，是指没有办法知道六欲，等于又回到它来生时的状态。所谓迫生，是指六欲没有一样得到适宜，六欲所得到的都是它们十分厌恶的东西。屈服属于这一粪，耻辱属于这一类。在耻辱当中没有比不义更大的了。所以，行不义之事就是迫生。但是构成迫生的不仅仅是不义，所以说，迫生不如死。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比如，耳朵听到讨厌的声音，就不如什么也没听判，眼睛看到讨厌的东西，就不如什么也没见到。所以打雷的时候人们就会捂住耳朵，打闪的时候人们就会遮住眼睛。迫生不如死就象这类现象一样。六欲都知道自己十分厌恶的东西是什幺，如果这些东西一定不可避免，那以就不如根本没有办法妇道六欲。没有办法如道六欲就是死。因此迫生不如死。嗜好吃肉，不是说连腐臭的老鼠也吃，嗜好嚼酒，不是说连变质的酒也喝。珍惜生命，不是说连迫生也算。

吕氏春秋.功名 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黄，蚋聚之，有酸；徒水则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蝇，虽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大寒既致，民暖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也。行不异乱，虽信令，民犹无走。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务；有贤主，不可而不此事。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尽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贤名之。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领之死争其上之过，而不能与之贤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译文强制出来的笑不快乐，强制出来的哭不悲哀，强制命令这种作法只可以成就虚名，而不能成就大业。瓦器中的醋黄了，蚊子之类就聚在那里了，那是因为有酸味的缘故。如果只是水，就一定招不来它们。用猫招引老鼠，用冰招引苍蝇，纵然作法再巧妙，也达不到目的。用臭鱼驱除苍蝇，苍蝇会越来越多，不可禁止，这是由于用招引它们的方法去驱除它们的缘故。桀纣企图用破坏太平安定的暴政求得太平安定的局面，惩罚即使再重，刑法即使再严，又有什么益处。严寒到了，人民就追求温暖；酷暑当头，人民就奔向清凉之地。因此，人民没有固定的居处，他们总是聚集在可以看到利益的地方，离开那些没有利益的地方。想要作天子的，对于人民奔走的缘因不可币仔细察辨。如今的人世，寒冷到极点了，炎热到极点了，而人民之所以不奔向谁，是由于天下君主所怍所为都是同样的坏啊!所以，想作天子的人，他显示给人民的不可不与此有区别，如果君主的言行与暴乱之君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即使下命令，人民也不会趋附他。如果人民不趋附谁。那么，成就王业的人就不会出现，，暴君就庆幸了，人民就绝望了。所以，在今天的世上如果有仁义之人在，不可不勉力从事这件事，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在，不可不致力于这件事。贤明的名声与不肖的名声全由自己的言行而定，不能由别人给予，这就象命运不可更改，美恶不可移易一样。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遍害天下的人，但是却不能为白己博得一个好名声。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死谏诤其君的过错，却不能给他们争得好名声。名声本来就不能由别人给予，它只能遵循一定的途径获得

吕氏春秋.重己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燀热。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译文房屋过大，阴气就多；台过高，阳气就盛。阴气多就会生整疾。阳气盛就会得痿病。这是阴阳不适度带来的祸患。因此，古代帝王不住大房，不筑高台，饮食不求丰盛珍异，衣服不求过厚过暖。衣服过厚过暖脉理就会闭结，脉理闭结气就会不通畅。饮食丰盛珍异胃就会过满，胃过满胸腹就会闷胀，胸腹闷胀气就会不通畅。以此求长生，能办到吗?从前，先代圣壬建造苑囿园池规模只要足以游目眺望、话动身体就行了。他们修筑官室台榭，大小高低只要足以避开干燥和潮湿就行了，他们制做车马衣裘。只要足以安身暖俸就行了，他们置备饮食酏醴，只要足以合口味，饱饥肠就行了；他们创作音乐歌舞，只要是“使自己性情安乐就行了。这五个方面是圣王用来养生的。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并不是喜好节俭，厌恶糜费，而是为了调节性情使它适度啊。

吕氏春秋.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 ‘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译文天下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阴阳相和，不只生长一种物类。甘露时雨，不偏私一物。万民之主，不偏粗一人。伯禽将去鲁国，临行前请示治理鲁国的方法。周公说。“施利给人民而不要谋取私利。”有个荆人丢了弓，却不肯去寻找，他说，“荆人丢了它，反正还被荆人得到，又何必寻找呢?”孔子听到选件事，说；他的话中去掉那个‘荆’字就合适了。”老聃听到以后说：“再去掉那个‘人’字就合适了。”象老聃选样的人，算是达到公的最高境界了。天地是多么伟大啊，生育人民而不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子孙，成就万物而不占为己有。万物都承受它的恩泽，得到它的好处，然而却没有哪一个知道这些是从哪里来的。这也正是三皇五帝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