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8日，广东、广西和中州吕氏宗亲会代表团云集太公墓秉诚谒拜，他们说：“卫辉太公泉是姜太公生养死葬之地，我们不愿也不会认错坟山，拜错祖宗。2001年10月台湾姜太公第101代孙姜竹先生的题词是：“河南卫辉姜太公诞生地。” 2001年10月24日—27日，《中华吕姓》座谈会在广东省潮阳市峡山东明大厦举行。广东吕炳雄先生书：“河南卫辉太公泉姜太公诞生地。” 当代太公后裔，2003年出版的《中华吕姓》主编吕心惠（河南登封人）、吕南明（广东人）、研究族史的学者浙江吕连起、吕居清、吕龙德、洛阳人吕明月、吕俊海、登封人吕林等人分别前往太公故里太公泉考察并至太公墓前虔诚祭拜。      著名学者李志清先生写的《姜太公故里在汲县》获中央文明办论文优秀奖，并载入房立中主编的《姜太公全书》一书。近年来，陕西省宝鸡市太公钓鱼台管理处有关人员曾为研究吕尚的籍贯，从豫南吕姓的封地，到古称东海郡的山东郯城考证，均未查到说明吕尚籍贯的史实资料和任何历史遗迹。他们最后来到豫北卫辉，关于吕尚是汲县人，确有多方面的论证依据和历史遗迹。因此，200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百家姓书库·吕》中认定：“卫辉市太公泉为太公故里。” 陕西宝鸡学者胥鼎的论文《姜太公故里及其后裔探讨》刊登在陕西出版社的《姜子牙钓鱼台》一书中，载曰：“汲县城西北十五公里外的太公泉乡前太公泉村，村里有太公泉、太公庙、太公祠、太公墓，这就是姜太公故里。”2002年农历八月初三日，在太公故里（太公泉）举办了中国卫辉首届太公文化节暨太公诞辰纪念大会，来自郑州、山东、北京等地的相关人士、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上相关人士、学者形成共识，一致认定卫辉是姜太公的故里和墓葬地，并定位姜太公为谋圣。相关人士张新斌同志2006年1月21日，发表题为：“大谋圣姜太公”的文章，文章用充足的证据说明姜太公故里在卫辉无可非议。2005年12月，王振中先生著《牧野大战与姜太公》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充足的史实论证姜太公故里在卫辉是可信的。      东海说      《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   吕尚头像
于棘津，其浦今存。”《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究竟何说为确，据史籍和当代有关相关人士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东吕乡当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汉张华《博物志》明确标出：“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汉的“海曲’则为现在的“日照”。今人杨伯峻对姜太公里籍作了具体的考辨。他说：“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后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注》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辨其当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谓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当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孟子译注·离娄上》）所论有据、甚确。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      《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卫辉市在民国以前属河内郡，1988年以前叫汲县。卫辉附近有与东海相似的“北海”这个地名,有碑文为证。 另外卫辉市古代有东海之称，如民国总统徐世昌出生于卫辉，在卫辉市贡院街建家祠一座，门楣上徐世昌亲书：东海世家。西晋汲郡出土的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

姜太公的思想
     吕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响深远。他不仅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而且是担任国师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四朝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的思想、理   姜太公雕像
论、实践博大精深。      1、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姜太公作为中国韬略鼻祖、千古武圣，其文韬武略、经国治军，理民化俗之论、之策、之手术，都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华夏民族所称颂、效法。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论着中《文韬·兵道》记载即有“兵胜之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六韬》以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之问的形式写作，其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个部分，共六十篇。《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手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六韬》与其它“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2、权谋思想      《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因为，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国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已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实践中贯彻、实现了这一思想。这是其它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3、爱民思想      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上我们不难看出，“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爱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建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4、顺民思想      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可言。

姜太公的千秋功业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编辑本段姜太公享年考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以往，有关他的享年，从八九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什么说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关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⑵，我们正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只能算作断代工程的“拾余”，所以，也可从一个侧面对“新年表”的正确性和适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检验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体范围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书》、《易经》、《诗经》、甲骨文、金文等，没有明确涉及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韩诗外传》里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说：太公和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淮南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说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然而，近日见到互联网上有一篇名为《姜太公之高寿》的文章（见新乡历史文化专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文中说：      顾颉刚先生的《太公望年寿》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姜太公年寿数，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太公”原意为“老太爷”，但后人误以为太公是长寿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误以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岁（似应为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从《诗经·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中所描写的战争场面和搏击的迅勇情况看，九十岁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顾颉刚推测，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士”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右。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邑姜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长些，当另有所据，比如齐国的“史记”--《齐乘》之类。

因为，司马迁是没有可能看到《汲冢书·竹书纪年》里所说，齐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的。      总之，把“渭水垂钓”⑷时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并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于百年以上，无论是从情理上推想，还是从史料上参照，都要更妥当些。
二、关于文王的在位时限
     为了进一步研究姜太公的享年，需要先确定一个“参照系”，就是周文王的在位时间。因为，就目前所知，惟独周文王的在位状况，与姜太公的生平有比较明确的“系年”关系。      有关周文王的在位情况，《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这是说执政时间长短的。《古本竹书纪年》说：文丁（即殷纣王的祖父）十一年“王杀季历（文王的父亲）”，这是和文王即位有关的记载。有了这两项史料，再参照“断代工程”的新年表--文丁在位为十一年，即公元前1112--1102年，公元前1101年其子帝乙（即帝纣的父亲）即位，我们就可以把文王的在位期限，也定在公元前1101--1050年了。另外，对于文王的卒年，也可以直接采用倪德卫先生的研究成果。倪先生依据《逸周书第二十三小开解》、刘歆《世经》等当中的有关天象，所得研究结论也说：“文王五十年，是公元前1050年。”⑸      把文王在位的第五十年定于公元前1050年，可使许多事件获得明确而合理的解释。首先是文王改元的时间。以往，有关牧野大战之“十一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还是武王即位后改元的十一年，一直悬而未决。现在，把文王终年定位于公元前1050年，就等于排除了武王即位改元“十一年”的可能性。因为，从公元前1101文王即位到公元前1046武王克商，中间也就五十五年，是容不下文王执政五十年再加上武王改元“十一年”，共六十一年的。
三、太公享年考略
     要想确定姜太公的享年，我们以为须待讨论的关键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三个：一是太公前往西歧投靠文王时的那一年，年龄是多大？？二是那一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三是太公卒于何年？？先谈第一个问题，《荀子·君道篇》里说：      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耶？？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耶？？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      接下来，在《韩诗外传》里，亦有“以为娇好耶，则太公年七十二，浑然齿堕矣”等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同的仅是把“州人”改成了“舟人”。再稍晚，《史记滑稽列传》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      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在荀况、韩婴和司马迁的心目中，太公见文王时的年龄，都是七十二岁。尤其是荀况，虽为赵人，但曾三作“稷下领袖”，其言必定源自齐人或齐典。那么，这一“认定”，能和其它有关的典籍相容吗？？我们说，可以的。比如，《说苑》里有“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⑻的话。《说苑尊贤》里有：“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这里“年七十钓于渭渚”、“年七十而相周”中的七十，因系整数，故可视其为约数。又如《尉缭子·武议篇》里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能此合也？？”这里所说的“过七十余而主不听”后“及遇文王”，也是支持太公投靠文王时是七十二岁的。当然，不同的说法也有，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比较晚近，其中多有文学夸张的性质。如李白的《梁甫吟》里，就有“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句子，有论者也把其当着史料信从⑼，或是把“姜太公时年八十有三”当作史料应用⑽，就不足取了。二是有人主张“‘七十’、‘七十二’、‘七十余’均非具体数字，乃我国古代表示‘至大无极’的一种神秘数字”⑾。落实到年龄上，如前所述，认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长的意思，并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龄，太公当时的年龄应更小许多。我们以为，把七十二岁减少十岁，或者二三十岁，也许并不影响太公老骥伏枥的形象，甚至从生理上说，还更加合乎常情，比如牧野大战之时他可以更年轻些。然而，仅凭想象得到一个数字，既无新发现的史料支持，又和现有文献记载相抵触，恐怕也是不足取的。      第二，是太公投靠文王的具体年分。据前面“文王在位时间”的讨论可知，机动的范围并不大，也就是文王被从羑里放归到其卒年，即公元前1056--1050共七个年头的初年或次年。因为，即使排除神话性质的“同梦说”⑿不论，参照《尚书大传》的“羑里营救说”、《楚辞·天问》的“屠市偶识说”以及《鬼谷子·忤合第六》的“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等史料，都不难想象得到，太公和文王的相识，并非始于渭水之阳的鱼钓。

《太公六韬》和《史记周本纪》里说的，太公和文王的初遇，是因文王做了一个梦，又经卜师占卜，结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坐茅以渔”的太公，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信从的。比较之下，还是宁可相信《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话：      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须密、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另外，在《说苑·指武》篇里，还有细节的记载：“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讨论到此，初步的结论已经有了：即太公投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应是文王从羑里回归的初年，即公元前1056年。这年他是72岁；72加上1056，姜太公应生于公元前的1128年。      第三，是太公的卒年，相关的史料主要也是两种。一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一是《古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今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薨”。不难看到，司马迁的说法是“盖”字当头，无从追索；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定位明确，毫不含糊。问题是，《竹书纪年》的这一记载，可信程度又如何呢？？须得作进一步的考证。      众所周知，出土于西晋汲郡（今卫辉市）古冢的《竹书纪年》，宋代时已经亡佚。今天所流行的本子，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都是后人依据西晋以后的各种史籍汇集而成，难免真伪互见，参差不齐。不过，所幸的是，有关太公卒年的记载，却是实证仍在，而且来路明确的。所谓实证，就是著名的“齐太公吕望表”碑文，碑文中有：“（晋）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藏书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余岁。”文中的“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正是今、古二本汇集之源。原碑虽已丢失，但“下真迹一等”的拓片，各大博物馆均有收藏。所谓来路明确，又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该碑的落款清晰--“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太康十年是公元289年，距汲冢被盗的太康二年（一说太康元年或咸宁五年），中间只有八年。另据《晋书》束皙、荀勖、卫恒等人的列传，《汲冢书》原为“蝌蚪文”竹简，随即被转运收藏到了朝廷秘府，翻译过程有相当的时间。立碑人卢无忌，应是在京都洛阳的秘府，亲自目验了那支（或为两支）“四十字”⒀的牍简。碑文中有“太公之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的文字，可为佐证。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公元前213年，“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是在公元前299年，也就是说，《汲冢书》确是在地下埋了近六百年的战国真迹；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至少确是战国时期，约略与荀子同时的魏国人的看法。      查核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1015年，太公的享年应为公元前1128年--1015年，即113岁。它和“齐太公吕望表”中所说的，“盖寿百一十余岁”也是相应而不悖的。此外，还可以参照《吕氏家谱》、太公故里（今卫辉市太公泉镇）人对始祖太公的祭祀，续加说明：太公的诞辰是农历八月初三，冥诞是农历十月二十。一生经历了商武乙、文丁、帝乙，帝纣和周武王、成王、康王等七代王朝，服务了包括殷帝乙、纣王和周文王在内的五位帝君。可以说，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唐      注解      ⑸（美）倪德卫：《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之纪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      ⑹王 晖著：《商周文化比较研究·附录二·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⑺参见杨朝明著：《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年。      ⑻这句话及相关的文字，来自《艺文类聚·卷六十六·产业部下·钓》转引旧本《说苑》，为今本《说苑》所无。      ⑼见inter网《姜尚，八十人生始峥嵘》。      ⑽见宝鸡旅游网办公室@《姜子牙钓鱼台旅游区解说词》管理员邮箱：      ⑾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转引王仲孚：《牧野之战纣军‘七十万’试释》。据胡文称“作者遍寻《史记》各篇有关‘七十’、‘七十余’、‘七十二’的六十条记载，认为‘绝非实录，殆可断言者’不胜列举。”于是，也可以知道，这一研究，也是适用于古人之年龄讨论的。      ⑿“同梦说”有人以为最早来自《齐太公吕望表》，不确。

吕望人士

这个 也是我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