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揭林治波学手术造假       ——喜峰口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赵登禹不是张自忠         李惠兰 任真 韩明 抗日期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枣宜战役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震惊中外，举国哀悼。1946年获蒋介石签发的荣哀状，198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他英勇爱国的壮举受到解放前后两任政府的肯定，早已名垂青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以写《张自忠将军传》起家的林治波，不是认真地调查核对历史档案材料，实事求是地描述英烈本人的真实身份和行为，而是像写小说一样，抬高张自忠的身份，集他人战功于张自忠一身，拼命拔高，在一些关键之处甚至任意篡改史料，其恶果不但误导了读者，还引起第二十九军将领后代之间的不满和矛盾。因此我们不能三缄其口任其捏造，以讹传讹，搅乱历史。再者，林治波在引用别人出版物内容和照片时，经常不注明出处。近期德国国防部长就是因为当年其博士论文引用他人论述不注明出处而被迫辞职下台，目前在向国际接轨过程中的中国，对史学界这种不齿行为也应嗤之以鼻，进行整肃。现就1933年长城抗战时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一事继续揭发如下，望林治波迷途知返，不要再误导和欺骗群众。一、    喜峰口抗日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是赵登禹而不是张自忠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中对于1933年长城抗战的八个军团战斗序列及每个军团总指挥的任命都有详细记录（第260至265页），在第266页详细注明第三军团是由二十九军和第四十军组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总指挥，秦德纯、庞炳勋为副总指挥，张维藩为参谋长。该书第234页有军团……电第三十七师冯师长命令要旨如左：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两部共同协助之。下午六时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两师会衔给赵、王、佟三旅长命令；“奉军团命令开；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王旅长治邦、佟旅长泽光共同协助之等因奉此；着派赵旅长登禹为喜峰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王旅长治邦为副总指挥。佟旅长泽光协助之。仰各饬属遵照。（笔者注：赵登禹是37师109旅旅长，王治邦是37师110旅旅长，佟泽光是38师113旅旅长）而在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林治波所著的《张自忠将军传》第87页中却写道“宋哲元命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冯治安副之”；第95页张自忠在1933年的唯一半身军装照下面注明“图10 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1999年在所出版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4页中林治波又将这张张自忠的半身军装照用上，下面则仍注上“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可惜以上不是当年29军军长宋哲元所任命，而是1993年林治波任命的。二、    1933年喜峰口战役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赵登禹一人1999年昆仑出版社出版了林治波著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该书第30页写道：“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而事实是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只有夜袭敌营的赵登禹将军一人获青天白日勋章，并由旅长提升为师长，其他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等则是1935年才获此勋章的。林治波鱼目混珠地用上述模糊语言企图证明张自忠的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身份是徒劳的，是别有意图的。三、    三屯营没有二十九军指挥所为了表述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政绩，林治波编造了由3月7日至15日张自忠在喜峰口的“总指挥”活动表，在第26页第四行写道“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张、冯二人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所”。三屯营根本不属于遵化县。遵化是三十八师张自忠的驻防地，三屯营在迁西县是三十七师冯治安的驻防地，两个师各管各段，二者之间还隔着刘汝明的驻防地罗文峪，而林治波却说三屯营属于遵化县，连地理位置都搞不清！当年29军37师109旅副旅长何基沣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1961年版）《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一文中写道：“喜峰口在遵化东北一百一十里，三屯营在喜峰口南六十里，二十九军在这里没有前方指挥所”（见该书第74页），而林治波在他的1993年出版的《张自忠将军传》第91页附图1 29军长城抗战示意图中却在三屯营设了29军前线指挥部，作为他来“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对此我们曾做了考证：何基沣是创建29军的八弟兄之一，长城抗战时他在赵登禹身边是直接参加喜峰口抗战的亲历者，他的回忆资料是可靠的，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是铅字印刷，没和設这两个字不可能弄错，所以在200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重印此书时，仍是没有前方指挥所。后来在各处例如：《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198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都引用了何基沣的这份资料，就出现了错字将没字改为设字，所以林治波以此为根据了，但是我们不被其所骗，不被他引入歧途，因为设没设前方指挥所，都不能作为林治波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在1933年京城印书局出版的《长城血战记》中有两张各将领在三屯营的照片，前一张解说词是：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三师长合影（3月14日三屯营）；第二张仍是在三屯营，是九个人的合影，解说词是：秦副指挥德纯及张参谋长（张维藩）冯张刘三师长查看三屯营阵地摄影。这两张照片也不能作为林治波设指挥所、任命张自忠为29军前线总指挥的依据。四、张自忠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的政绩没有根据林治波既然“任命”了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那他的政绩如何表现呢？在1999年的《中华名人丛书—张自忠》第27页写道“11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恩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0旅乘机发起正面进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针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长、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略）。林治波用以上文字表述了张自忠在喜峰口抗战最紧张之时确在喜峰口前线，那五条指示对喜峰口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上述这段文字没有出处，纯属子虚乌有。我们查遍了1933年的史料、报纸、画报、都没有张自忠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和他亲临喜峰口前线的记载。《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对自1933年2月8日以后军队部署调动都有详细记录，每一道命令发送时间不仅有月、日，并有上午几时、下午几时的记载。如果张自忠确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话，为什么在该书和当年的报纸书刊中都没有记载？1933年喜峰口的作战经过记录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见文后）第205页至254页之中，从2月8日到4月2日每天都记录了作战情况，尤其是3月10日至3月15日双方展开白刃战，极为紧张之时，上海《申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河北民报》等都报道了赵登禹率军夜袭敌营、宋哲元在最前线督战、喜峰口敌受巨创、王宝良营长阵亡的消息，唯独没有“张总指挥”在11日缴获日军望远镜和15日在喜峰口前线召集各旅团长发表五条指示的消息。五、林治波引用别人著作中的图文不注明出处林治波为了使谎言更具欺骗性，引用了《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中的三张照片均未注明出处：1、二十九军大刀队所用之大刀；2、青天白日勋章；3、宋哲元保定谒蒋照，  此《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原照片被剽窃林的《张自忠》第26页关于宋哲元保定谒蒋的照片，除宋哲元、蒋介石他不敢改之外，其他三人都用解说词给更换了：把庞炳勋改成张自忠、孔祥熙改成杨永泰、秦德纯改成冯治安，又配上一段旁白“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见面”。经过林治波之手张自忠俨然成了指挥喜峰口对日作战的英雄，对此照片已另有文章揭露。翻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上卷第259页中的介绍可知：1933年第二十九军分配给张自忠三十八师的防地是以遵化为中心自龙井关到马兰峪；冯治安三十七师是以迁西县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喜峰口至潘家口一线；刘汝明暂编第二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新庄镇集结待命。后来日军进犯罗文峪，是刘汝明率部予以迎头痛击，37师、38师都派兵支援，从而打退敌人，保住了北平 (见1933年3月20、21日的申报）。其中也没有关于张自忠指挥罗文峪战斗的记载。1933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画报》记载了孔祥熙代表中央政府到罗文峪视察，陪同的是宋哲元、庞炳勋和刘汝明、王治邦等，也没见有张自忠。从整个喜峰口战事记录来看，张自忠所负责的防线范围是比较幸运的，日军曾往那里扔下几颗炸弹，并未发生近距离面对面的冲突，所以就没有什么英雄事迹可报道。而林治波为了把张自忠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竟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将29军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共同血战所取得的战功，尤其是冯治安、赵登禹、佟泽光、王治邦等的战功都贴在张自忠身上，实在令人感到不公和愤慨。张自忠将军若天上有知，也是不会同意林治波这种不仁不义的做法的。林治波写了有关张自忠将军的两本传记，从此号称军史学家，青云直上，掌握了宣传机器。全国都得以他那两本书为样板，以讹传讹，辗转传抄。有不同意见者写文章没处刊登，假史成了一言堂，实乃史学界的一大悲哀。今经认真查对、核实史料，一一戳穿，以警示后人。 此《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的原照片被剽窃林的《张自忠》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