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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光看来，嬴政此举，不过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出身的污点，而这是十足的书生之见。秦始皇不反对货币经济，他只是统一了货币。即使资本家吕不韦是自己的亲爹，他也不能压在国家的头上，把国家作为自己投资发财、“大己之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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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正是通过解决吕不韦集团的问题，塑造了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这种抉择的裂度和思考的深度，并不是司马光这样一味与王安石对着干的书生所能体会万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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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文学上春风得意，但仕途多舛。他出仕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观点，站在保守派司马光一边。他因此不被变法派的赏识，被贬到外地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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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派失败，司马光派执政。按说苏轼可以鹞子翻身了。可他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依然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于是他又不得司马光派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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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派失势，苏轼却被认定为司马光派，又被贬官。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好在宋朝不杀文士，所以苏轼也只是被一贬再贬，而没有削职为民，更没有被杀。官小了，俸禄低了，但温饱还是有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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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无论被贬到哪里，都仍然忘不了、放不下自己的文学生活，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写作。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优秀的篇章。在山东密州，写下了《密州出猎》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称为中秋节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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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赤壁，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前后《赤壁赋》;在黄州、在琼州，也都风流倜傥有遗篇。虽然其中也流露出“人生如梦”的低迷，但主旋律乐观向上，倾注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所以他也才被列入了诗词的“豪放”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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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不可无鱼，居不可无竹”，尽量把自己安排得舒适一些，为自己盖自己设计的房子。也“入乡随俗”地享用当地的特产。如在惠州，当地出产荔枝，他就“日啖荔枝三百颗”，让自己活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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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这种“城市论坛何处无芳草”的豁达和智慧，对不顺，对挫折，对“倒霉”，“既来之，则安之”，心平气和，发现新处境也自有芳草，也同样可以愉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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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有一首诗，题名《假若生活欺骗了你》。诗人写道：“假若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着未来，……”这首诗展示了普希金的才华。但是，比之咱们苏轼的“城市论坛何处无芳草”，境界又低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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