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考例   欧阳修《集古录》曰：右石鼓文，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已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庐陵欧阳某记。嘉祐八年六月十日书。《中国书法全鉴》，2003年6月版，夏于全许光宏主编，其中《篆书—石鼓文》条曰：战国秦国，石鼓铭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石鼓文》也称《岐阳石鼓》《猎碣》《陈仓士碣》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之一。因文内容记叙贵族游猎情况，也称“猎”。书体为当时秦国使用的文字，是秦朝标准小篆的前身，又称“籀文”或大篆，其制作年代历来说法不一。近代以来，一般认为是秦国之作（据马衡、郭沫若唐兰考证）。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唐初时发现。文字大多剥泐，内有一石在宋时已改凿为臼，另一石已无字。石鼓铭文居中，上下留出天地。布局合理，行距适宜。一行之中，字距疏匀而无松散之弊。字形多取长方形，端庄凝重。笔力稳健，刻工精密。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古朴圆劲。《石鼓文》在唐时已有拓本，可惜未及流传。范氏天一阁藏北宋拓本，乾隆嘉庆年间（公元1736—1820年）毁于火。锡山安国旧藏三种宋拓，称为十鼓斋“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流于日本。本图为故宫博物院藏胆拓本。《书学史》，民国粤人文昌祝嘉著，其中第三节《周代之书学》曰：周代石刻最可宝者，当推石鼓文。自来学者关于石鼓文时代之考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然认为周代之物，当不大谬。兹略举诸家之说，以见梗概。石鼓文，唐宋诸贤皆以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欧阳修虽设三疑，然信昌黎之说，以为非史籀不能作。乃金人马定国，尝考石鼓文字画，以为宇文周时物，顾亭林亦附和之；然此说最不可信，以唐贤去宇文周尚近，证据必多，未有不知者也。此外，郑樵《通志略》列入秦代，谓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定为秦文公时物；马叙伦《石鼓文疏记》亦然；俱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史记》十二诸侯表，秦文公元年为周平王六年，平王之上为幽王，在位十一年，幽王之上即宣王，相距不过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作于秦襄公八年，襄公八年，平王元年也，相距更近。且先秦亦周世也，所异者，出于秦臣之笔，抑太史籀之笔耳。关于石鼓文之著录，除上举罗马二氏外，尚有杨慎《石鼓文音释》，陶滋《石鼓文正误》，李中馥《石鼓文考》，刘凝《周宣王石鼓文定本》，任兆麟《石鼓文集释》，张燕昌《石鼓文释存》，吴东发《石鼓读》，许容《石鼓文抄》，杨世春《石鼓文抄》，庄述祖《石鼓文然疑》，冯承辉《石鼓文音训考正》，周庠《校补石鼓文音训》，赵烈文《石鼓文纂释》，沈梧《石鼓定本》，尹彭寿《石鼓文汇》，吴广霈《石鼓文考证》，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强开运《石鼓释文》，等十八种。阮元曾摹浙江天一阁所藏北宋本参以明初本，刻石置于杭州及扬州，可见石鼓文之为学者之所重视矣。吾丘衍《学古编》云“篆法扁者最好，谓之？匾，徐铉谓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字是也。”至于书体，当为籀文。《广艺舟双楫》称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以愚见，书体已渐趋于工整，不若殷周钟鼎文宕逸，气韵亦不及钟鼎文之雄伟；然李斯虽称为小篆之祖，亦望其项背。主石刻之盟坛者，舍此而谁。鼓数有十，其一已成没字碑，尚有二鼓亦仅存数字，实则七鼓耳。石质极坚，亦非其他石刻之所可比拟，故尚有二三鼓，以今拓较之宋拓，不差一字，亦云奇矣。今拓所存，尚得字二百四十三，半泐者七十，漫漶者十八，硕果仅存，诚书学之蘾宝。然石鼓旧藏北平，国土沦亡，荆棘铜驼，何日得摩挲故物乎？不禁搁笔三叹也！《书法辞典》，1989年4月版，范韧庵李志贤编著，其中《石鼓文》条曰：亦称猎碣。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其形似鼓，共十件，自唐杜甫、韦应物、韩愈作《石鼓歌》以后，始显于世。石原在陕西雍县（今之凤翔），唐郑余庆迁于凤翔夫子庙；五代兵乱，石散失；宋司马池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祐间（1049--1054）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中自凤翔迁于东京（今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宋，辇归燕京。六百年后日本侵华，石曾南迁，抗日战争结束后仍运回北京，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的年代，据唐张怀瓘、窦臬、韩愈等人考证，以为周文王时物；金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俞正燮以为北魏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近人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十一年（前374）时刻，详见《石鼓年代考》。石上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所载仅存四百六十五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书体在籀篆之间，唐张怀瓘《书断·书断中》：“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存世墨拓善本有明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以及徐坊藏“汧”字不损本等，均曾影印行世。参见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六月版，第1074页《石鼓文》条曰：鼓凡十，每鼓约径三尺余。今在北京旧国子监大成门左右。其文为周之大篆，即史籀所作者也。鼓于唐时始为人知，初在陈仓，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凤翔孔子庙中，而亡其一。北宋时，向传师求于民间，乃得之。相传以为成周猎碣。自古著录家，如《书断》《元和志》《法书苑》《金石录》诸书，并称为宣王大狩所作。其形诸词赋者，若韦应物韩愈苏轼之徒尤指不胜举。而董逈程大昌诸人，则断以为成王时所作。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指为秦刻。杨慎从而和之。全祖望遂谓此鼓必不出于秦前。而马定国创为宇文周时之说。和之者有焦竑顾炎武诸人。《集古录》《籀史》二书，则并疑其伪，论断纷纷，殆如聚讼。鼓文历久残缺，唐宋时已然。欧阳修所见已仅四百六十五字，后人所见字数愈少，有仅止二百七十二字者。惟鄞范氏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最为完备，然亦止四百六十二字，清阮元重刻于杭州府学。王昶就家藏本参考宋拓暨诸家摹本，补释阙文，共得四百六十四字，盖鼓文莫备于此矣。清高宗临雍讲学，见石鼓原刻，惧其日益漫漶，为立重栏以护之，别选贞石摹勒鼓文，便人椎拓。于是石鼓遂有新旧二种，见《金石萃编》。  唐宋以来诸多考证，妄言猜度，实无意义。盖远古文字，能有幸一睹真迹，已为幸 事。若为扬名而立论，实为不轨之举。今略具诸考，以为警钟，亦为有益于将来。 散淡道人识于2010年阴历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