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文化、教育都是强调对卑贱者单方面的苛求，为卑贱者和高贵者设立双重标准，权利与义务关系失调，人的尊严与权利的不平等。损下利上，损卑利尊，维护帝王、官僚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愚弄、奴化民众，使卑贱者逆来顺受，唯命是从。缺乏公平、正义、诚信、公德。
        孔丘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统治者是天生聪明的上等人，被统治者是下等的愚民，永远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智”或“愚”是由身份、地位决定的，确实匪夷所思，这种逻辑思维影响深远。文革时期一个人的善恶好坏是由经济地位、阶级成份决定的；在当今，一个人的能力是由学历决定的，学历等于能力。
        孔丘教唆统治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要使民众按照我们的意见去做，不可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导致两千多年来，专制统治者对民众实行钳制思想，压制舆论，控制信息，掩瞒真相。
        孔丘宣扬“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引导君子不讲诚信，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这种丑恶的论调在二千多年来一直荼毒中国社会，使人们欺上瞒下，尔虞我诈。
        孔丘宣扬“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公开鼓吹为高贵者隐瞒罪过。中国史书讲究“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是指孔子修订《春秋》并不是实事求是按史实秉笔直书，而是创造了“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的修史方法。这种修史之法曲笔隐讳，任情褒贬，完全不顾史实，开创了中国古代无信史的先河。
        有其师必有其徒。孟舸也跟着孔丘鼓吹“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宣扬高贵者为了忠义、孝义，做人不必讲究诚信，不必履行承诺。
        孟舸野蛮专横地谩骂：“扬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舸不讲事实，不讲道理，胡言乱语，乱扣帽子。符合人性，平等、博爱的良知，成了他攻击的对象。
        董仲舒鼓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把这“三纲”与天同列，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使二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深受其害。多少阶级矛盾、阶级冲突由此而起。多少人际矛盾、人际冲突由此而产生。
        程朱野蛮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所谓“天理”是指“三纲五常”，宋儒把“三纲五常”这人伦礼教等同于自然规则。宣扬“三纲五常”是“天理”，以政治、伦理与自然三结合来愚弄、迷惑民众，妄图使民众服从“三纲五常”如同听从天命一样而逆来顺受，唯命是从。
        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朱熹“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皇帝追究起来，朱熹慌忙表示自己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默认了事实。这些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虚伪行为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手术”以来，多少文人曲学阿世，大言欺世，揣着明白装糊涂，睁着眼睛说瞎话。无视常识，丧失良知。一方面不择手段地牟取功名利禄，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高唱淡泊虚空。这些人在上司面前有一幅奴才的面孔；在下属面前有一幅主子的面孔；在大庭广众有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背地里有一幅暗度陈仓的面孔。
        二千多年来，大话、空话、废话荼毒中国社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孟子的名字叫孟轲，不叫“孟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出自《礼纬》，非董子之言。至于“独尊儒手术”四字，如果楼主能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古籍中查到出处，本人将给予重金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