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川


　　代表作品：《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鹰的话语》《虚构的家谱》《十二只天鹅》《近景与远景》《厄运》《致敬》《远游》《坏蛋》《把羊群赶下大海》《桃花开放》《深浅》等。

　　敬文东：西川的诗拥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仿佛题材、素材对他来说应有尽有，仿佛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能被他所利用。西川的诗拥有其他诗人无法复制的、超强的再生能力：在看似进入死胡同的时刻总是能够起死回生——他的诗在表面上的从容中，实则包裹着一个只有“胆大”“艺高”之人才能完成的最复杂、最精微的技巧。

　　耿占春：西川首先是一个诗人中的文体家。他是一个把语言与修辞活动的可能性置于一种认识论位置的诗人。尽管他几乎可能是一个具有海子一样抒情才能的诗人，但在1990年代的语境中他渐渐地把这种才能转移到情绪与感受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改变话语策略的探索中，他多变的话语方式显示了在逻辑语言之外探索意义生成的意志。西川在“鹰的话语”这样的写作中通过对语言的悖谬、非逻辑性的使用，企及了一种“圣言”式的寓意。然而，他近年的诗让人想到，回避社会伦理或个人情感的压力未必一定能够增加诗歌话语的认识论功能。

　　张学昕：西川是当代诗坛最令人瞩目的诗人之一，曾与海子、骆一禾一起并称北大“三剑客”。他的诗歌，文辞优雅，形式匀称，具有一种“古典主义”的气质。他写于198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毫无杂质，近于纯粹，几乎难以察觉到个人经验的蛛丝马迹，相反，对超验和神秘的事物却有一种执迷。1990年代以后，西川似乎体认到这种诗艺与生活对称的难度，开始将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追求一种“综合”的艺手术。这让他的创作变得极为自如，起伏连绵的“句群”开始出现在他的诗歌中，世界的繁复与荒谬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承载形式。可以说，西川的这种创造，为汉语诗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使汉语诗歌与更为宽广的世界连通起来。

　　燎原：西川的写作，日益显示着一位集大成诗人的品质。他建立在宏大阅读基座上的对东西方文化艺手术源流谱系的深刻把握，对古老诗艺奥秘的洞悉，使他的诗歌一直在高端技手术前沿，呈现着持久而稳定的创造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转向当下现实材料的诗歌中，他以超常的察识和睿智，揿亮了现实凡俗表象之下一个个隐匿的机关密码，呈现了普通事象深处的时代本相。

　　陈超：从1980年代至今，西川一直充满创造活力，对中国先锋诗歌某一向度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1980年代，西川在保持庄重的精神向度的同时，捍卫了“元诗”的艺手术自律性。他塑造了新的诗歌意志，以自己的创造实绩，真正有效地体现出与中国新诗社会功利主义小传统的有力断裂。如果说1980年代他对“海市蜃楼”、“个人乌托邦”和“巴别塔”深怀兴趣的话，它们的核心含义分别对应于个人诗歌系谱中的“文化想象秘密”、“个人灵魂秘密”和“语言秘密”。

　　1990年代至今，西川逸出了“常体诗”，创造出一种猛烈变构的“杂体”形式。他使诗的文体松动，包容力更广阔，让诗拥有了更广泛的营养、循环和调节系统。体现在诗中的所谓“伪哲学”，就是在哲学思辨无力面对的“飞地”上展开诗人的工作，悍然闯入荒谬地带，命名和揭示悖论、尴尬、歧义、荒诞以如其所是的形态更尖锐地存在，防止它被哲学话语和科技话语所简化和抹杀。相应地，“伪理性”既不同于思辩理性和实用理性，也不同于寄生在对手身上的“反理性”，而是融合了生命直觉、经验、玄学、内省、奇想的个体的“别趣”之思。它成为烛照理性的镜子，或者说是理性被解码、解域后，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他使理性的整体话语和反理性同时“短路”，在个人化的偏见和奇想中依然保持了知识人格深刻的“思”的品质和写作的严肃性。

　　黄礼孩：西川在当下几乎是“学院派”的代名词，他有高贵不屈的头颅，对传统文化和生命抱有圣徒般的虔诚，他为重建古典精神的诗歌肩负着一种自觉的使命。他的诗歌庄重而纯净，圆融而睿智，优雅而节制，回归在终极灵魂的路上。

　　唐晓渡：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综合的创造。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他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和历史相对称、相较量的诗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何言宏：西川的诗歌兼有古典主义的均衡、高贵和超迈、激越的浪漫情怀，他的博学、智慧和他广阔的游历，他对时代、历史和对人类有史以来不同文明伟大的精神创造的浓厚兴趣与敏锐感知，不仅使他拥有了相当巨大的诗歌才智与无比非凡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又使他的诗歌带有着某种特别的神秘意味与玄学气质。他是当代诗歌史上不多的几位具有强烈的诗本体意识的重要诗人，果决、勇敢和开阔大气的诗体实验，屡屡为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开拓出新的可能。

　　吴思敬：西川像圣徒一样，对诗始终葆有一颗敬畏之心。西川的诗显示了诗人强烈的文体意识。他提出的“诗歌炼金手术”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手术的总体精神的把握。西川是重视经验的，但他同时又强调超越经验，他的诗不是对生活原生态的实录，而是同生活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主体自身的虚怀去体接现实，把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超验的诗歌意象之中，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提升。西川建立自己的诗歌方式的努力是通过对语言进行诗性操作而实现的。诗人有良好的控制力，他超越了长期以来在年轻人中风行一时的“青春写作”，很少运用激烈的、呼告式的语言直抒胸臆，而代之以智慧的、澄明的、沉着平缓的叙述。他善于把智性的感悟与富于象征性与隐喻性的意象结合起来，使其诗作不再是直线式的指陈，而是处于不同运动状态的多种元素的交错与纠结，从而构成厚重的张力之网。西川早期诗作在诗歌精神和思维方式上受西方大师的影响是明显的。进入1990年代后，西川明显地调整了价值取向，开始有意识地衔接中国的诗学传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体现。

　　张清华：西川是脱颖于第三代诗人中的佼佼者，也是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不只是因为其学院背景与身份，更是因为其道义责任、智性含量、风格气质与美学神韵。西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处于一个复杂的交叉点上：既作为1990年代初期悲情的和批判性写作的一个代表，作为学院诗人中最具有活力和魅力的一个，作为从青春性与叛逆性写作向着专业性和持续性写作转换的一个代表者，同时又是个性化的“个体写作者”，难以用概念指称其意义的个性化诗人。西川在当代诗歌主题上打开了另一个复杂的精神空间——即“在世者”和“在场者”的精神求索，他的《致敬》、《汇合》、《厄运》、《近景和远景》等长诗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遭遇、灵魂冲突与情感承受，从历史与传统、具象与形而上的纵横交叉的意义上作了充满预言性与戏剧感的书写与探求。同时，他在形式上的多样与创造性也使之堪称当代诗人的翘楚，早期的精致与准确、灵动与惊警，与后期的铺陈与开放、弹性与散漫，其构造的完美和“破”的机巧，都给当代诗歌的形式与美学留下了珍贵财富。另一方面，他出众的才华与深厚的修养，使之成为中国当代诗人中广受尊重和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