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儿，闯关东的龙口人，走的一般都是海路，然后从遥遥相对的大海那边的东北安东城港上岸，这样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航道。姥爷一家当然也不列外，当经过几昼夜在海上的千辛万苦、狼狈不堪的爬上岸时，面对这块陌生的土地和那些在旗的大脚女人们，姥爷一家茫然若失，好在他们得到了早先来到这里的乡里们的帮衬。其实，自光绪年间闯关东高潮以来，那些亲戚套亲戚的胶东人，就在安东这地方陆续安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胶东圈子，有的村子整个都是闯关东过来的胶东人。这样，姥爷一家在安东城外，一个叫柳林子的地方安顿了下来。
　　19世纪末，安东这地方还处在人烟稀少的待开发状态，人们的生计主要还是靠海吃海，做着出海打鱼的营生，所以周边的原始荒地闲置的很多，官府对于个人开垦荒地，虽不鼓励，却也是持一种默许的态度，只是当你好不容易的开了几垧耕地后，他们一准会来人，告诉你要按什么狗屁规定缴纳税赋，然后再给你写个耕地地契，统计你的耕地有多少，该交多少税赋什么的。
　　即使这样，对那些摸爬滚打、世代在土地里讨生活的人来说，也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的。就这样，姥爷一家人在太姥爷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的艰苦创业。不久，凭着姥爷一家人开菜园子的手艺和不怕吃苦的那股劲儿，日子一天比一天的好了起来。
　　到了民国初立，我姥爷出生那年，家里农忙时临雇佣的短工不算，一年到头在家干活的长工就有十几个，姥爷家在柳林子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俨然成了比较富裕的大户。

　　姥爷12岁那年，太姥爷张罗着给他娶进门一个16岁的小脚女人做童养媳。那时姥爷年龄尚小、还不怎么明白事理，在大人们的吆喝声中牵着这个女人的手，稀里糊涂的拜了天地。这女人就是我的姥姥。
　　姥姥家里也是山东龙口人，是太姥爷在龙口时同在一个庄上的乡里，只是晚了几年闯的关东。姥姥的父亲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开了家“木工作坊”，日子过的还满殷实。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正是由于“乡里”这层关系，姥爷家的几挂马车、农具等一般木工活儿，大都在姥姥父亲的“木工作坊”里打制或修理，一来二去的两家越走越近，甚至交为莫逆，最后干脆定下了“娃娃亲”，变为亲家才算作罢。
　　其实，姥姥这会儿走进姥爷家，并不是计划中的事儿，而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那年春天，姥姥的父亲得了重病，不久便突然离开了人世。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木工作坊”自然开不下去，断了主要经济来源的家，这生计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样，在太姥爷的提议下，姥姥很不情愿的提早进了姥爷家的门。
　　姥姥读书很少，写封信都很困难，她五、六岁时便按关里的习俗缠了足，看起来是个柔弱的小脚女人。其实，姥姥很坚韧，也有着许多中国传统女性的那种贤惠、勤劳和容忍的品德，所以姥姥才能一辈子都坚守着这桩并无爱情的婚姻，无论风云怎么变幻、无论事态怎样炎凉，最终让这个家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当然，这是后话。

　　那年冬天，东北督军张作霖的干将郭松龄在巨流河一带武装反叛，与坐镇奉天的张大帅拼了个你死我活，战事折腾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联合日本人出兵，才算彻底打败了鬼精鬼精的郭鬼子。
　　这事儿也波及到了安东地界儿，姥爷家里储冬的大白菜，还有些稻谷什么的，就被不知哪路的大兵征调了好几卡车，但幸运的是一颗炮弹也没落到这儿。太姥爷嘟嘟囔囔道：管他谁输谁赢，老百姓的日子该咋过还不得咋过。
　　那年年根儿，太姥爷的老哥仨儿分了家。其实，这个家早就该分，只是当年太姥爷哥几个初来乍到，只能靠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才能稳住个家的架子，所以这个家才没有分成。如今媳妇们都已进了门，再加上这连年战祸搅合着，分家也就顺理成章的提上了日程。
　　太姥爷是老大，自然应该养着老娘、守着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而那哥俩儿却不是什么不安分的主儿，仗着年轻气盛，还有那么点闯关东的惯性，便又背起撘领，向着东北内地闯了去。后来据老辈们讲，他们一个在吉林的白城子站住了脚、一个在黑龙江的虎林安了家。刚开还有家书往来，以后由于日本鬼子、苏俄老毛子及国共两军的连年战乱，搅了个东北烽火连天、狼烟四起，所以才逐渐没了消息。
　　这家一分，屋外面的活儿都压在了太姥爷一个人身上，自然也就顾不得屋内的事儿。太姥爷有三个儿子，大姥爷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仗着家里的钱，抽大烟、赌大钱，玩了个乌烟瘴气，根本顾不得家；我的姥爷是老二，虽然成了家，但年龄尚小，离着“立业”还差老大一截子；三姥爷还在上小学，不让别人照顾他就不错了，所以进门不久的姥姥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那时候，家里老太太还在，据说姥姥每天晚上天黑前，要把尿盆给老太太放好，老太太醒来之前要把尿盆倒掉。每天做什么饭，姥姥是做不了主的，都要请示老太太，全家十多口人吃的，就连家里雇佣的长、短工的饭食，也要由姥姥一个人准备。现在看，真不知道小脚姥姥是怎样熬过来的。

　　康德四年前后，安东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教育事件”，就是日本人和满州当局针对当时安东城的教育界、知识界及部分商界内，存在的一些具有抗日思想或对日不满情绪的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的事件，这些人被称之为什么“思想犯”。那阵子，被戴上“思想犯”帽子的人非死即残，恐怖的很。
　　那年春天，姥爷有个同学突然告诉他，他读高小时那个学校的马校长，前些天也被当作什么“思想犯”给抓了进去。姥爷听了很吃惊，不敢相信老实巴交的马校长也会是什么“抗日分子”，因为在我姥爷上学那会儿，他就是周遭有名的学问人，不但为人师表，而且为人善良、乐于助人。
　　那时候上学，许多学生的家里都不是很富裕，有的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学杂费交的不及时是常有的事儿，甚至有的学生干脆就交不起，这时马校长总是笑眯眯的安慰：“不打紧、不打紧，有钱就交，没钱就等等嘛”，后来有几个实在家里穷的，马校长就自己掏腰包帮他们垫上了学费。所以在那个学校读过书的许多学生，跟马校长的感情都是很深的。那个透信儿的同学，就曾被马校长接济过，后来还是马校长帮忙才留校当了老师。
　　他说：“现在学校很着急，能找的人都找了，就是没有法子了，你在警局里大小是个官儿，能不能帮忙打听一下”。
　　但姥爷清楚，这次的事儿和以往的帮人不同，这是个很严重的政治事件，日本人根本不会轻易放人，弄不好还要惹祸上身。可姥爷还是凭着他心底的良知，很快便有了活动。他找到了那个已在安东省教育厅当主任的日文老师帮忙，因为有个日本人出面方不会引起警察局的人过多的怀疑，然后自己则从警局的内部入手，经过上下打点、偷梁换柱，动用了许多非正常手段，还真的捞出了马校长，并秘密的把他们全家都送出了安东城。可这件事儿，日本人还是起了疑，他们对姥爷在内的几个警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番内部甄别，自然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让我姥爷没有想到的是，马校长果真是个“抗日分子”。听说他跑出安东后就去了山里的抗联，以后的几年，一直在南满地区与日本人周旋，后来死在了一次与日本鬼子“讨伐”的战斗中。

搬个小凳，等楼主更新。

　　民国三十六年六、七月，[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的军队开始大反攻、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龟缩到了沈阳、长春和锦州等几个大城市，轻易不敢露头。刚刚占领安东才半年多的所谓国民政府，也出现了撤离迹象，城里的许多官员乱纷纷的往沈阳跑，街面店铺关门、人心惶惶，整个安东城弥漫着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的气氛。
　　那天晚上，平时总是穿着制服的姥爷，换上了一身灰色的长袍马褂，头上戴了顶着礼帽出了家门。多年后，妈妈回忆说：那年妈妈才4、5岁，恍惚记得姥爷走出家门口的背影。那天的月亮很圆，所以能看见姥爷高高瘦瘦的身影直直的，还是一副军人做派，然后静静的消失在夜色中。谁想到，他这一走再见面时，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姥爷走后不久，安东那地方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便开始了，那次的“土改”主要集中在农村，但为了配合土改运动，城里也搞起了“挖浮产”运动。为这事儿，小脚姥姥被拉去批斗了好几次，让她交代什么狗屁“浮产”，还挨了顿鞭子抽，那个幢四合院也被他们来来回回扒翻了四五回，最终没找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到把个姥姥一家老小吓得精神崩溃。最后，他们以姥爷当过伪满署长为理由，没收了全部房产，把姥姥一家赶去了乡下。后来知道，那场运动当时的行为确实有点“左”了，上面发现后及时得到了纠正。但直到今天，提起那事儿，妈妈还会浑身颤抖、心有余悸。
　　搬家那天，小脚姥姥强忍着身心俱痛，把家里能够搬得走的东西，雇了几挂马车拉着，带着她的四个孩子，黯然的去了一个叫“土房身”的村子。那天，从天蒙蒙亮出发，坑坑洼洼的走了整整一天，当疲惫不堪的下了马车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住的地方，是政府安排的一个地主家的宅子，那地主由于害怕土改清算，老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了。这宅子是个小的四合院，住了4户人家，都是土改后分得的房子，姥姥一家住北厢房的三间小房。那天晚上，邻居家有个小脚老太太，她煮了一盆的杂拌饭端了过来，这让姥姥感到了许久未有的温暖，眼泪不由自主的掉了下来。
　　在这以后，姥姥逐步感受到了乡下农民的朴实无华、乐于助人的品德，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家老小终于安顿下来。

　　那年，姥爷逃出安东城后，跑到了沈阳，在那里住进了民国政府设立的散兵接待站，因为那个时候解放军已经发动了辽沈战役，城外炮火连天，沈阳也朝不保夕了，人家还哪有心思搭理像姥爷那样的闲散人员，所以姥爷在那儿一呆就是4、5个月无人问津，姥爷也曾找过有关部门，答复都是自己找出路。
　　正当姥爷身上的积蓄快要花完时，解放军打进了城。一天，姥爷在路上巧遇了解放军中的一个熟人，这人也是安东的，朝鲜族人，日伪时期姥爷曾帮过他。经他介绍，姥爷改了名子、隐瞒着身份加入了四野部队。由于姥爷有文化，人也安稳，便被他们安排了一个团级后勤部门工作，后来还当上了什么主任。
　　不久，整个四野部队出关南下。但由于沈阳刚刚解放，特务和国民党残留还时不时的兴风作浪，街面上也不安稳，所以一部分部队留了下来，成了当地驻军，姥爷那个团也在留守序列。
　　姥爷这一去便杳无音讯，家里头姥姥带着四个孩子，生计都成了问题。万般无奈之下，从未种过地的小脚姥姥被迫下了田，地是政府分得的几亩水田，姥姥那小脚站在水田里插秧是个啥滋味，到现在我都能想象的出来，好在大姨二姨都已长成半大姑娘了，也能帮助家里一把，所以日子勉强过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隔着一条鸭绿江的朝鲜打起来了，中国军队开始屯兵中朝边境，城里的许多政府机构被疏散到了农村，姥姥那个的村子也进驻了一个什么政府机构。那时美国佬的飞机，时不时的跑过来扔几颗炸弹，还把日伪时修建的鸭绿江大桥炸毁一半，所以政府的那帮人就带着老百姓挖了许多防空壕。有一条防空壕就在姥姥家的后院，那时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凄厉的防空警报一响，姥姥便连滚带爬拽着孩子们跳进防空壕里，有时一天能有个两三回儿。
　　后来，中国飞机也出现了天空上，只要美国佬飞机过境，就会起飞迎击，所以打那时起，防空警报响起的次数少了许多。有意思的是在与美国佬的空战中，飞机上会丢下许多汽油桶来，刚开始看这情形，老百姓吓得四处奔逃，还不迭的喊：“飞机拉粑粑了、飞机拉粑粑了”，意思是说飞机扔炸弹了。但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丢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汽油桶，有些淘气的孩子便壮着胆三五成群的跑到那儿揩油，因为油桶摔下来，桶里的油便漏了一地，他们就将浸了油的泥土握在手掌里使劲攥，挤出的油装在水瓶等容器里，留作家里的油灯用。妈妈和舅舅就经常去“揩油”，此后一年多，家里没买过点灯的煤油。许多年后才明白，那年代飞机的续航能力普遍都短，为了延长续航时间，便在飞机的翅膀或者什么地方挂两个副油箱，俗称“油挑子”，但一旦遭遇敌机就会立刻丢下来，以便是轻装上阵。
　　中国出兵朝鲜后，撤到台湾的国民政府也来凑热闹，他们派了许多特务潜进来捣乱。那时的舅舅和妈妈还在石桥子小学读书，一天，妈妈和同村的几个同学去上学，路上遇到了一个有着外地口音的家伙问路，还不时的左顾右盼，这引起了她们的怀疑，因为那时学校里总讲怎样预防特务的课，所以人们的警惕性都很高，妈妈和那几个同学急忙跑去报告，带了人抓住了那家伙，经审查他还真是个台湾特务，为此，妈妈她们几个颇风光的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后来，妈妈看电影《铁道卫士》里抓特务的情节时，深有感触的说：“这就是那时候，我们那里的样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