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石川
　　
　　9岁的女儿是个“小人精”，记者从来不知道，她小脑袋里竟然装了这么多“政治”。在回答了她小嘴巴叽里呱啦的一些“旁门左道”后，她竟然准确地说出中国23个省与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名称，甚至还能说出许多地方的行政长官的名字。这让记者吃惊不小，因为记者并在没有小学三年级的教材里，发现这些内容。正在记者迷惑之际，女儿突然发问：“爸爸，你知道在咱中国有多少个县吗？？这些县的县委书记都是谁？？。。。。。。”问的突然，让记者变得哑口无言，简直成了“闷葫芦”。
　　
　　坦白地讲，记者无法回答女儿的问题。“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即使手上有资料，所查结果也是不准确的。人事的变动，每天都可能发生，有的人被调动或升迁了，有的人拿了不该拿的钱，办了不该办的事，睡了不该睡的女人等等等等，就不再是官了。他们或变成了囚犯，或被罢了官免了职，有得还被喂了“花生米”，得到该得的报应。
　　
　　日前，《瞭望》资讯周刊在与广东、浙江、江西等中西部的50多位县委书记交谈时发现，现在的县委书记队伍虽然在年龄、学历、能力方面凸显出优势，但这个群体却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成当今社会最“疲累”的群体。据河南一位县委书记所画的一幅“双三角形对顶图”，显示出他所理解的县委书记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一个倒置的大三角形压着一个正放的小三角形，形成倒压对顶之势。上面倒置的大三角形就像县以上的各级权力机构，下面正放的一个小三角形就是县级政权机构，县委书记恰好处于两个三角形的“上压下顶”之中，困扰多、困惑大。
　　
　　还有一些县委书记在梳理他们当前的“困扰”：一是很大精力用在协调沟通各种关系上，难以深入到基层研究问题；二是有些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一些国家部委“责任下压”，却很少帮助基层“解难解结”；三是网络舆论压力大，有时为平息舆论，板子只能打在基层干部身上。四是应对突发事件压力大，一旦发生事故，县委书记首当其冲，既要承担风险，又不能有丝毫顾虑与退缩。另有一些把自己戏谑地称之为：“三陪”书记：整天陪着上级领导检查工作、陪着汇报工作、陪着喝酒吃饭。
　　
　　不可否认，县委书记们的种种困扰，是确实存在的。针对上述困扰，新华网网友“仁文主意”如是说：“当官累不累，当官肯定累，尤其想当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就更累。但是，一个好官之累肯定不是‘三陪’书记们的那种莫名之累。前者的累，累得光荣、累得伟大、累得值得，人民一定会无比的感激；后一种累，累得渺小、累得窝囊、累得可耻，即便累死了也活该！！”
　　
　　仁文的话说的很好。比如那位一直让记者发笑，却又笑不出来的原重庆市忠县副县长廖贺平。其在1993年3月至2009年6月担任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其分管的城乡建设、县城管理、环境保护、国土管理等工程项目中，多次收受工程承包人的钱物计人民币89.09万元，美元3万元。
　　
　　这些不义之财的获得，不能说廖贺平没动过心机。动心机与数钱也是一种累，象仁文所说的那样，廖贺平累得渺小、累得窝囊、累得可耻，即便累死了也活该，远没有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好官那样累得光荣、累得伟大、累得值得，累得记住他，感激他。
　　
　　据报道，今年41岁的廖贺平具有研究士学位，是一位高学历知识型人才，被捕前系重庆市荣昌县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1999年3月到去年6月之前，廖贺平曾担任忠县副县长，主要分管城乡建设、县城管理、环境保护、国土管理等工程项目。
　　
　　案发后调查发现，其所受贿赂，均是他在担任忠县副县长期间的事。2004年底，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到忠县投资旧城改造及新城建设项目，政府对其承诺的优惠政策均是由该公司总经理王某与廖贺平洽谈达成的。2006年下半年，王某为了感谢廖贺平对其公司业务的关照，在重庆主城区一豪华星级酒店内，送给廖3万美元。
　　
　　2007年初，为了能够更好地和廖贺平搞好私人关系，王某就安排妻子邀请廖的妻子杜某去香港游玩。在王某的安排下，妻子买了两块劳力士情侣手表和一枚女式钻戒，送给杜某。回来的途中，杜某给廖打电话，说王某的妻子送了两块劳力士手表和一枚女式钻戒给她，问要不要。廖贺平就叫杜某带回来再说。后来，当廖贺平得知手表和戒指价值13万元时，根本不敢戴，因为太招惹了，由杜某一直保管，也不敢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