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
　　山中的水/文
　　小时候，我记事儿很晚，五、六岁以前的事儿，就像盘古开天那会儿混沌一片，只记得月亮里有一个女子和兔子跳舞，后来想起来，那不过是小奶哄我睡觉时的一个故事。
　　日本房儿
　　我的记忆，是从东北偏东的一个小城里，那片青砖红瓦的“日本房儿”开始的。那是我家曾住过的老房子，它与周边那些憨大的中国式红砖瓦房很不同，小巧敦实，房脊也较舒缓。在我们那片儿，这样的房子有五、六趟之多，每趟房子都是东西走向、排列整齐，且中间的巷子也很宽绰，其中有个排水用的小水沟，沟里的水无论冬夏、终年的流淌，也不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两侧是平整的黄土路，用作巷子里人家的出行，也是孩子们经常玩耍的地方。
　　据老辈讲：这房子是伪满时期，日本开拓团的宿舍区，原本有个大围墙，门口有日本鬼儿站岗。那时，中国人是不允许靠近的，只有日本人可以随意进出，所以当地人叫它“小日本房”。后来小日本儿跑了，老百姓便一哄而上，把那围墙稀里哗啦的拆了个精光。
　　日本人建房很考究，那房子建的敦敦实实，就像他们的“五短身材”，外墙足有半多米厚，而且盖的不是很高，戳儿在那儿像个地窨子冬暖夏凉。小时候，总觉得那房子很大，尽情的玩耍儿也绰绰有余。现在想想，不过也就二十几个平，而且灶房和火炕还占去了一半儿。
　　屋里的火炕儿，是一家老小睡觉的地方。那炕面儿是用装洋灰的牛皮纸一层层糊成的，刷上亮油儿、再画个几大朵牡丹花儿什么的，甚是耀眼。地板是水曲柳板儿做就的，上面用大红漆覆盖，红彤彤的硬得很，茶杯掉下来都没印儿。炕头那儿还有个火墙，灶房炉子一生火，那热气儿便从火墙子里窜到炕洞，再从房顶的烟筒里袅袅的溜达出去，屋里便顿时热乎起来。
　　院子
　　那日本房儿，每趟房子住着六、七户人家，家家都用桦木板子夹成个院子，我们管它叫“板杖子”。那巷子里大门有朝南开的，也有朝北开的，错落有致。我家的门是朝南开的，由于靠着西边的房头儿，所以院子圈的很大，板杖子夹的也有两米来高。小时候淘气，总是爬上爬下，常惹得大人们一阵阵惊呼，结果便是挨上一巴掌。
　　院子里有一处花坛，春天时胡乱播下种子，夏天便开出灿烂的花儿，那花朵一个个有拳头那么大，摇头晃脑的嬉皮笑脸，吸引了许多蜜蜂嗡嗡的过来，在花蕊里滚来滚去，沾了满身花粉便飞不动了，这时孩子们便蹑手蹑脚的去，小心的捏住它的翅膀，结果小手儿被蛰了一片红。备战备荒那年，这花坛被人挖成了防空洞，说是预防老毛子的原子弹，现在听来是个笑话，但那时的人们是认真的。后来，原子弹没等到，冬天却来了，这防空洞便就被用作冬储白菜的地窖了。
　　那会儿天冷，农历十月便是白茫茫一片了。这时家家户户忙着往窗户上贴塑料膜，眼瞧着玻璃变的模糊，最后冻上厚厚的白霜。房檐上的冰溜子也长出来了，孩子们便拿着小棍儿踮着脚去捅，好不容易捅下一块放在嘴里，美滋滋的觉得很甜。
　　过年
　　腊月里是最热闹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开始立起灯笼杆儿，那杆子一般都有十多米高，上面绑了摇头摆尾的风车，还有许多小旗子呼啦呼啦的飘。到了年根儿便把那圆圆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上去，有挂一个的，有挂两个的、还有挂一串儿的，那灯笼红彤彤的煞是喜人。这时，锅里烧着的油也泛起了浪花儿，那面片儿，小鱼儿、黄米饼子和各种馅的丸子，便一股脑儿的仍进去，炸好后晾一会儿，然后装进墩在雪堆里的那个大缸里，这可是整个正月的点心儿。
　　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赶在太阳出来前贴春联，这是那儿的风俗。各家大门样式不同，有高有矮、有宽有窄，所以贴完春联后，巷子里顿时变得花里胡哨的，过年的气氛便愈加浓厚起来。天刚擦黑儿，小姑娘们便把自己捯饬的花枝招展，然后拎了纸糊的小灯笼出来，三五成群聚一块儿叽叽喳喳。男孩们则从兜里掏出“小鞭儿”，用香根儿点着，然后调皮的往女孩儿堆里仍，那边便惊叫着散开，一小会儿雪球儿就砸了过来。
　　吃完午夜饺子，便到了讲故事的时间。这时，邻家的孩子们，一堆堆的围在大人们身边听故事，那聚精会神的劲儿，可比学校听课时认真多了，只是没等故事讲完，再看那炕上，早已横七竖八的睡着了一片，任你怎么叫都不醒。
　　不过，三十晚儿的那些故事，我至今还记得些，什么“薛仁贵征东”“武二郎杀嫂”，还有穆桂英和杨六郎的故事等。后来书看的多了，知道那些只是民间的说口儿，与书本里的文字大相径庭，但谁对谁错，谁更接近于真实，我想却没人解释得清楚。
　　 邻居
　　我家对门儿，住着个老吴头儿和他那小脚老太太，他们领了一大群孩子，有娶了媳妇的，有出嫁了的，可最小的女儿才四、五岁，所以他家到底几口人，我至今也闹不清楚。只听得老吴头儿原本是伪满洲国时的“把头”，由于没干啥坏事儿，所以只是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交了地方管制。
　　那老吴头儿，是个喜欢热闹的主儿，巷子里的孩子大都愿意去那里玩儿，听他讲那些古灵精怪的事儿，我小时候那些故事，大都是从他那听来的。因这事儿，街道还专门开了批斗会，说他讲的都是些“封资修”的东西，他连连认错，写了好几张纸儿的检讨，贴在巷子东头的“宣传栏”里，但过后儿，他便该咋地还是咋地。他嘴唇上有一撮向上翘着的“军阀”胡子，那小脚老太太经常叨咕“剪了吧、扎眼儿”，可他就是不舍得剪。冬天里下班回家，上面便结了白霜，他那小女儿便拿了梳子，爬到他的膝盖上嘻嘻哈哈的给他梳。
　　他那小女儿叫“丫蛋儿”，是我儿时的玩伴儿。那时，她每天一大早儿都会“彭彭”的敲我家的院门，大喊大叫的找我玩儿。上小学时，她不知向谁借了本“红灯记”的小人书给我看。第二天还书时，我才发现那小人书竟然不翼而飞，她气得满脸通红。过了几天，她突然手里捧了个小木匣子找到我说：“一块儿攒钱吧，咱们可以自己买画本儿”。事后我才知道，为了还人家那本“红灯记”，她向家里要钱，说自己丢那小人书，最后买了新的还人家。
　　后来，老吴头儿搬走了，我们便再也没有见过。再后来，好像是我初中那会儿，听说丫蛋儿得了病，花了不少钱也没救活。这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
　　杀猪
　　我家西头儿，是一条十多米宽的大马路，那马路上没涂沥青，所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巴的。隔了马路便是一片红砖瓦房，二姨家就住在那儿。那时爸妈上班，顾不得我们，所以除了上学，我们便泡在二姨家蹭吃蹭喝。
　　那年春天，舅舅给二姨家送来个小猪仔儿，滚圆的身子、雪白的毛，脑门还有块儿黑，所以我们叫它“小黑”，它总是炕上地下的蹦蹦跳跳，煞是可爱，不久便完全沦为我们的玩伴。一次，调皮的小黑，不知怎的从灶台钻进了炕洞，我们急忙抓了茅草点着了熏，鼓捣了半天，他才探头探脑的从灶台里露出头来，但雪白的猪毛却变成漆黑色，只剩得白眼仁里嵌着的黑眼球，我们抓住它的耳朵，齐心协力拽它出来，撒气般的在它屁股上扇起了巴掌。
　　小黑长大了些，便放到了院子里养。又大了些时，二姨家垒了猪圈，从此它便没有了自由，整天在猪圈里哼哼唧唧。
　　那年冬天，小黑已长成圆圆滚滚大猪模样，完全可以出栏了，二姨家便商量着怎样卖掉它。舅舅说：“眼瞅着要过年了，不如留家里算了”。那天一大早儿，小黑好像是知道了什么，狂躁的用鼻子拱着围栏。大人们把我们小孩儿锁到屋子里，不让出来，我们就扒在窗户上，用手暖化了玻璃上白霜，偷偷地看。见小黑被绑了手脚抬到桌案上，那叫声声嘶力竭，悲怆而凄凉，孩子们大哭起来，拍的窗户砰砰作响，却也无可奈何。
　　打那时起，我就落下了一个毛病，有很长一阵子不能吃猪肉，只要有一点儿肉星儿，我就会呕吐不止。这情况，长大以后才慢慢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