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代》期刊第七期 金融文化栏目：
　　民国第一币之辨析
　　作者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李庆

　　

　　民国第一纸币的桂冠，当属民国元年发行的中国银行兑换券。这个结论，记者当然不是随意给的，而是基于下面三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一，中国银行兑换券是专为民国创立而发行的。

　　发行民国的国家货币，是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的核心举措，是中国银行支持辛亥革命的一大功劳。文明社会的生产发展、商业经营、人民生活，全靠货币流转。无论家国百姓，一日不可无此君。当时正值革命初成，民国肇始，百业待兴，当然立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货币制度，以维系经济民生。道理十分简单：新政权不会接受与旧经济旧政权的烂摊子息息相连的旧货币。1912年5月，财长熊希龄面对市场上银行钱庄和官钱局滥发货币,仅官钱局发行的纸币和军票竟达三亿三千余万元，“准备毫无，且滥发犹不已”之局面，宣告“由国家发行兑换券，将纸币及军用票一概收回，以杜滥发之弊”。事实上，1912年4月，中国银行成立才2个月，财政部已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新钞——中国银行黄帝像兑换券。据美国钞票公司记载，当年印制了2800万张，面值12000万元。后即投放市场，俨然成为民国第一批正式的国家货币。值得一提的是，新货币的主图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像，庄严慈祥地望着中华儿女，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第二，中国银行兑换券是以中央银行的特殊地位发行的。

　　民国元年一月，由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批准中国银行为中央银行。环视世界各国，只有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才能称之为国家货币。它不仅是银行行为，更是国家行为。据此，1912年中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称为民国第一币，是中国银行的法律地位决定的。其他银行发行的货币，就是普通的银行货币了。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体系几经变化，圈外人士常常弄不清楚。有学者归纳称，1928年前，中央银行是中国银行；1928年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其间另有短时间的局部地区影响的广州、武汉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变了，国家货币也随之变化，出现了1935年实行法币制度时，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货币统 称为“法币”的特殊时期。实事求是地说，中央银行的法币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货币，其他只能称“准国家货币”。也因此，1942年7月起，发行法币的特权就 归中央银行一家了。

　　

　　

　　第三，中国银行兑换券力争在各个领域自由流通，以推动货币的统一。

　　1912年夏末，当新印制的中行兑换券运抵祖国时，财政部内务部等就“通咨京外各机关认为国家银行通行钞票在案，……京津沪宁之汇兑，公私机关之划拨，固已稍挽利权，不必事事仰赖外国银行矣！！”百姓、各界争相使用，统一纸币走出第一步。当时政府雄心勃勃，1913年2月，即颁布《整理各省官发纸币 法案》，明文规定各省纸币“以中国银行兑换券收回之”。1915年10月又批准《取缔纸币条例》，明确规定，“除中国银行外”，官商银钱行号不得再发行纸币，已发的要限期收回。由于军阀割据，国情复杂，政府雄心未能完全实现，但中国银行的货币在法币统一之前的近三十年里，占据主流地位，就源于民初的决策。

　　综上所述，1912年发行的“中国银行黄帝像兑换券”当之无愧是民国第一币。然而，也有不同看法，因为除了黄帝像券外，1912年中行还发行过另2种兑换券，评价不同。

　　一种看法认为，中国银行成立之后，为应付市场急需，上海中行当机立断，把库存的大清银行尚未投放的印有李鸿章像的兑换券，覆盖掉大清银行旧行名，加印中国银 行行名和“中华民国元年”后发行。这张兑换券按时间顺序应该是第一币。该券发行时间最早，这是事实，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临时应急措施。民国第一币是国家正式货币，国家货币是庄严的国家象征，怎么能用“改名券”来“雀占凤巢”，登上至尊地位呢？？又怎能仅以时间早一个条件来确认其历史地位呢？？何况兑换券上还印有当年的革命对象——清王朝的重臣李鸿章像！！简言之，改名代用券与正式国家货币有着根本区别。

　　

　　

　　

　　

　　另一种看法是1912年2月，南京中国银行成立后，即发行中国银行兑换券，钞票上印的签发人是南京中行经理邹颂丹和该行会计主任叶济仙，以应对临时 政府设在南京时的市场需要，仅在南京及周围地区使用。一年后，即全部回收。总之，该兑换券并不打算面向全国通用，也不打算推动货币统一，严格说来，是带有临时性质的地区性使用的兑换券。它当然是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珍贵纸币，在中行发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银行第一张自印的货币。

　　所以民国第一币当属中国银行黄帝像兑换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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