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辩证法的作用是求道解惑，是道这一层面的东西，与现代人认为的所谓哲学无关。道法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与根本精神的体现，宇宙的整体规律的一致性，就是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学说。因此，过去的道人都知道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一些事情。现代人在西方唯物哲学的误导下把文化总结成政治学说，不符合自己理论范畴的都是都不承认，这种自以为是与自以为先进的所谓理念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综合人事，这是以人为本的内涵。人事是什么？人事就是因果，道在人间这一层的具体运行规律的体现！万事万物都有其来龙去脉，既然是因果就得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但是人又是善恶两性同存的需要理顺，这种上顺天意下顺人情的运行机制叫“内用黄老外示儒手术”，“内用黄老外示儒手术”就是天人合一学说的本质了，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为政之道！一些人总是以讹传讹的把中国为政之道人为的辩解成“内法外儒”，这些人都是人云亦云的不入道者，不知其所以然的言论掩盖的是中国文化真相！因此，一知半解的所谓观点，起到的仅仅就是掩盖中国文化真相的作用而已。道生阴阳，阴阳学说的相生相克与相互依存不同层次与境界的表现是不同的，体现在人间的道理就是儒家，儒家是道家的世间法。道的世间法阴阳生成儒家与法家，儒家的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及相敬如宾的理顺为阳性，法家的以恶之恶为辅助，是阴性！就像一般人，好说讲道理不听，没有办法就以恶之恶，当儒家的理顺不起作用，法家就来硬的了。因此，当人道德不行的时候，分封制就不合时宜，法家就出马一统天下形成君主集权，过渡成功以后然后又是儒家的主导。一个朝代的某个问题或某个人病入膏肓，常识常理不起作用的时候，就有法家出马摆平，儒家主导与法制的辅助与过渡这是中国文化历史规律中的特点，阴阳相生相克就是这么一种表现。当人道德沦丧至常识常理都不起作用的阶段，人类就进入“阴阳反背 阴盛阳衰”的黑白颠倒没有自律的时候，人物欲强盛的失去自我本性的阶段，就得讲民主与法制，权力与各阶层无法无天没有制约就得人立法强看者！人像动物一样的被关在人编制的法制的牢笼，这个时候的人类才是真正的人治时代！古代中国是道治，讲究精神层面的启发与觉悟，体现在最低层面就是儒家的礼制与法家的法制的理顺自律与对不讲道德人的制约，礼法同治的为政之道的道治。现代的人治与古代的法治，人立法与道法治理，这与现代人的认识恰恰相反！民主与法制也是道法演变的最后阶段的体现，这是那些唯物者完全不能认识的了。道就像水，人就是水中的鱼，中国人把社会讲江湖，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同化于道中。以上是中国文化道这一层面的入门常识与常理，中国文化最基本与最低层次的起点，拾阶而上的层次升华就是修炼，中国文化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圣人学说是建立在生命平等的基础上的，不同阶层的人都是因果业报而已，天下人的道理，天下人都必须遵守，没有特赦的。阶层越高对应的人群越大，责任就越大，对道德水准的要求就越高，否则，就会乱国家和民众。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因为名利和阶层而青史留名者，都是以道德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就是脱离天真和道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表现就是：重阶层的名分、重权的权利而轻责任与道德修养。高阶层的人和社会各个行业慢慢就形成了谋名与利的小圈子，发展到现在“以讲道理的方式，不讲道德”演变成了多个剧本和笑话：1.以讲道理的名义不讲道德；2.以讲政治的名义反道德和道理；3.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毁灭人性和理性；4.以科学的名义不讲道德秩序与自律和反常识常理；5.以圣人的学说来谋特殊利益，神化王权和权力，形成宗教邪说。等等，五花八门的还形成了专业的哲学体系和系统理论和实践案例供人学习。

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人类从原始状态的精神启蒙到逐步成熟以后的觉悟，发展到高潮然后就是回落的周而复始，表现在人类就是文化的发展至繁荣纯正以后的变异。中国文化最高点是唐朝，唐朝的文功武治与诗词字赋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这一个时期的中国人道德标准是最高的，然后就是宋朝的回落。宋朝的诗词等无论境界与气魄与唐朝都不能相提并论，文如其人，这也是人精神的逐步回落与腐朽的体现！其如何表现需要具体的案例分析，我们以“孔子诛少正卯”的具体案例来分析：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尊师重道，这是为学之本，也是一个人是否能立足于社会有所觉悟的最基本的精神与条件，所谓根基与悟性的基础！不懂尊师重道内涵的人什么都不懂。宋人物质的极大丰富是继承过去的积累，其文化与精神的逐步腐朽正是体现在对尊师重道的不纯，因此才敢怀疑荀子记载的“孔子诛少正卯”的案列！从荀子过去的点滴言论而言，他是一个得到的圣贤，人的境界与成就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境界就是修道至那一层的明明白白的理悟！岂能做出小人欺师灭祖的荒唐下贱的事情来？正是宋人对尊师重道的不纯才有朱熹的所谓理学的出世，孔子只是一个集上古文化觉悟之集大成者而不是创教者！朱熹为什么敢标新立异？如上文所言，这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当人道德逐步腐朽以后的必然现象了：人们精神逐步腐朽普遍达不到儒道纯正古朴的要求，当人们达不到那么高的纯度以后，朱熹的理学正好迎合了时代的需要，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以后，一代不如一代，直到文革以后现代的中国就一无所有了，精神极端的腐朽与堕落之人哪有知尊师重道内涵与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所谓的儒学学者对“孔子诛少正卯”的怀疑倒也是正常的了，这些人连儒道是什么都不知道，如何格物修心与静坐更是闻所未闻，正所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孔子引用的人之五恶而必斩的言论出自《礼记.王制》，也就是通常人们说的王法。《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礼记》记载的是道德规范最基本的一些原则，刑法也必须以维护道德不违背人道原则为基准。《礼记.王制》开篇确立了王道法制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也是现代法治所必须遵从的，确立的人道原则高于现代以恶制恶的基本表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刑法的最基本的人道规则，必须要照顾到人伦，父子相残不行，亲属要回避对亲人的审判；官员功过的毫定不能违背破坏君臣之义，否则君臣之义不立。君有过官员必须要直谏，无道不改过可以废除乃至推翻，君不仁，臣可以不义，萨达姆被诛，谁会认为是犯罪呢？刑法的根本目地是戒恶与劝善，“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这个刑法原则高于现代立法。一个案子要与众公讨论，众疑则赦免其罪，以罪恶大小而量刑。西方庭审有社会选拔的大众陪审团，审判以后如果陪审团认为其无罪就可以推翻而赦免其罪，或重新量刑。由此可见《礼记.王制》确立的刑事诉讼原则是四海之类皆真理，是人类标准的立法与刑事诉讼的最根本原则。以上结果成，然后就是走程序“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最终会审的结果就不能改变了“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由此可见，古人对待生命、尊重与敬畏生命的君子之道，是多么的严谨！简而言之：所谓的侏儒和犬儒，就是不是知道知行合一的实修关键时刻不知道坚守什么的墙头草，不知华夷之辨的春秋大义之人。正邪与善恶不分，体现不出文化精神之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与生命之意义！更不能明白“海纳百川”之大仁大义与“忍无可忍”之镇邪灭乱辩证关系与正义内涵的所谓儒学者！不明白“忍无可忍”内涵的儒生，就不能行大仁大义之事，更不能申明大仁大义，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懦弱，把自己向邪恶低头、协同邪恶作恶的原因叫仁义！其实，就是可耻的离经叛道的道德一腐朽的不仁不义之辈，不知羞耻为何物。这种人对传统文化的伤害是最大的，那些以儒家正宗自居的，拿着《论语》不实修当文革武器，从内部和外部彻底的破坏儒教和人间道义的败类皆是如此这般！佛教道教中的一些人也是一样的表现，末法时代的魔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