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火车北站坐地铁到蜀汉路，去看在那边做生意的表弟。一到白果林站，我就给表弟发短信：在蜀汉路东站外等他。表弟回短信说：行，快入夏了，生意不是很忙。
　　我从蜀汉路东站的地铁A出口一出来，就给表弟打电话，他的两个电话“看山看水看四川”响半天，就是无人接听。
　　四月末的阳光，亮油油的，让人慵懒困倦。街边的道旁树，绿得像王小波笔下的水怪。十字路口车来车往，有三个身着整齐制服的交警，在地铁站口的路边拦车巡查。穿十字路口来来往往的，是各色红男绿女。穿短裤反戴棒球帽的，穿长裙戴宽边毡帽的，穿紧身裤把小腹挤得丰满圆润的年轻女子走来走去。那个穿紧身裤把小腹挤得丰满圆润的女孩，从我身边走过去时，我特别看了一眼，她的屁股也很翘。我得说，我有点喜欢这样的女孩子。我这样的年龄，这样的年轻女孩子，很适合“意淫”。
　　地铁站外，有一块铺着大理石的空地，被临街的一圈黑色靠背铁椅围起来。空地也称得上“广场”，日落西山红霞飞，三二十个老太太踢腿扭腰跳广场舞没有问题。广场后面，是一家“肯德基”店。我特意看了一下，街对面有一家店面狭小的“乡村基”。肯德基临街的两面，都是大落地玻璃窗，看得见里面挤挤挨挨都是人。肯德基推拉门外台阶的侧面，坐着一位双手抱着左膝，面前摆着两个小竹篮的老人。她漠然地看着车来人往，一副走累了坐下来歇脚的样子。
　　我坐在黑色靠背铁椅上，给表弟发了个短信，说我在蜀汉路地铁站外的肯德基等他。快入夏的太阳，一晒就渗人。我坐了一会儿就躲到肯德基店外的荫凉处，离那位老人三五步远。我身边老有女孩走过来挤眉弄眼骚姿弄首，我转身一看，才发现转角处是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清晰地拉进街道、绿树、车流、交警、行人等各种街景。
　　我站了几分钟，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站在我和那个坐在台阶上的老人之间，把眼镜推到额头上，嘀嘀嘀发短信。
　　这时候，一位穿黑白条纹长裙的妇女走到老人面前，说买两串黄果兰。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绿票子，已经把篮子里的白毛巾翻开的老人立即把毛巾又翻回去。“找不起。”她合上嘴，翻着眼睛看那妇女。那妇女收好钱，讪笑着从我身边走过去，黑白条纹长裙把她的背影描得修长挺拔。
　　“哈，拿五十来吓人。”我笑着说。
　　“这些人，”我旁边嘀嘀嘀发短息那位说话了，“坏得很，用假钱！！”
　　“是啊，晚上坐出租车，很容易收到假钱。”我侧过去看他，他脖子上有好几个红色的疮疤。他“喂”着电话，把眼镜用手指勾下来戴在鼻梁上，穿小广场走过街去。我这时才看清，老人面前的篮子里，用白色湿毛巾盖着两排黄果兰。
　　“大妈，您写个牌子啊。”我看着腰板挺伸，头发半白的老人说。
　　“还牌子，”她斜了我一眼，“就阵个，城管都要吆。”
　　“这花能放多久？？”我准备买两串，照顾照顾老人生意，走两步上前去，欲翻开毛巾看一下。
　　她敏捷地伸手拦住我，仰着头问：“一块钱的生意，你说要放好久？？”
　　“买两串。”我给她两元钱。她翻开毛巾，递两串花给我，问我要不要别针。我这才注意到毛巾的另一端盖着好些金黄色的小别针。
　　“算了吧，”我笑着说，“您卖花还搭上别针。”把两串花放衬衣口袋里。
　　“是啊，为卖花，这别针还是我专门买的。”两串花打开了老人的话匣子，也给老人招来了生意，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孩走过来，一出手就买了五串。
　　“你们这些小伙子，找大钱。”大妈高兴起来，和我拉话。
　　“大钱，没有。我活您这样的岁数就是福气啦。”我看她脸上的皱纹放平，接着说：“大妈，您得八十了吧？？”
　　“八九十，差不多。”她咧嘴笑起来。
　　“那您老九十了？？”
　　“八十八，八十九，差不多。”
　　我不敢相信，又问她：“那您是旧社会过来的啊？？”
　　“旧社会？？日本人108架飞机轰炸盐市口红照壁的时候我就在成都了。”
　　“ 哦，那您老是部活历史。”我凑过去，站在台阶上，近距离看她。她穿一件灰色厚上衣，褐色长裤。一位捡垃圾的从附近的垃圾桶里捡出一个饮料瓶，把剩下的半瓶倒在树根。我面前的这位卖花老人，她的穿着并不比那位捡垃圾的干净多少。
　　她仰头看我：“我们，乡下人。”
　　“都乡下人，我来成都快二十年了。二十年前，这片，都是田。”
　　“穿城九里三，围城四十八。”她向上竖着手指。干瘦的手指上蓄着厚厚的指甲。我不禁把她同童话里的巫婆联系起来。
　　“是的，那时候成都小，青羊宫都在城外。我也是乡下人，我老家遂宁。”
　　“遂宁的？？”她眼里放光，盯着我：“我也是遂宁的，我老家安居！！”
　　“安居，那知道啊。”
　　“我们，我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赶安居首场。”这里，这里，她边说边比划，我听不太清。“我们这里。”她把手指往下戳住。
　　“老乡，我们遂宁说话就不一样，我女儿经常笑我。”
　　“是啊，我也听出你说话了。这么多年，我说话也没有变。”
　　“哎，吃杆烟。我走着卖一下，就回去了。”她利索地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吞云吐雾起来。咳咳，她咳了两声。“眼睛不行了，我就住那边二环路，害怕过马路，我都走回去。”我才看到她灰色眼眸四周红了一圈，她应该患着严重的眼病。
　　她弹了一下烟灰：“烟吃完，就准备走了。”
　　我连忙说：“别忙啊！！我请您喝杯饮料。”说完拉开肯德基大门走进去，她在身后吆喝：“不用，不用。”
　　我前面排着四五个人，轮到我时，我要了两杯可乐，一份小薯条。我身后的一个小伙子说：“加一元，就是中份。” 我不大吃薯条，我估计那位老人也不大吃。我拿了两支吸管，端着放两杯可乐和一份小薯条的托盘出来，老人仍旧坐在台阶上，她脚下多了一个踩扁了的烟头。
　　“来，喝饮料。”我坐在台阶上，挨着她的花篮，把托盘放膝盖上，拿一杯可乐插上吸管递给她。
　　“谢谢。”她接过饮料，吸一口就放在身边的地上。我抖开薯条，请她吃。她说着：“不要，不要。”伸手拈了一根，凭我怎么说也不再吃。我慢慢地吃着薯条，喝着可乐和她聊天。
　　“大妈，不，您比我婆婆年纪还大，得叫您婆婆。”
　　“是哦，我的年龄，哼哼，一般我都不说。”
　　“那您说的八十八？？”
　　“哼，九十也不了。”
　　“那您来成都多少年了？？”
　　“多少年？？我抗战就在成都了。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盐市口，红照壁，少城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
　　“对，我看《家》里就把人民公园叫少城公园。人民公园里的保路运动纪念碑，就是日本人炸了，后来重建的。”
　　“你知道为什么炸人民公园？？因为那里半边桥，下面全是地下党，一解放那里面出来的全是共产.党，他们'卖毛巾，卖白布'.”她吆喝着笑起来。
　　“我是逃出来的。”她突然凑近我的耳朵，害怕人听见地说了一句。拿起地上放着的可乐，吸了一口又说：“我违反家规，那时候要交祠堂，按家法我就活不成，我就一个人跑到成都来。”
　　“我妈给我缠脚，缠了四回我都解了。”我这才注意到她和我平放着的穿一双布鞋的脚只比我小一号。
　　“大姑娘进城来，脚上穿双绣花鞋。看到城门好大一个洞，那要烧些什么柴。。.看到棺材铺，好多人死了没有埋。”她咧着嘴眉开眼笑唱起来，边唱边给我解释。
　　“穷居闹市无人识。”
　　“富在深山有远亲。”
　　“嗯，嗯。大跃进，没有吃。我妈就来认我了。解放后分田，我都没有回老家。那时候胡宗南，我买鞋卖。一块钱，我有一块钱。有天早晨我一开门，看到外面站个讨口子，我讨字还没说出口，就看到是我妈。我妈来认我了，没有吃，我就拿那一块钱去买的肉，买的海椒，那种灯笼海椒，炒起喊我妈吃。”
　　“我父亲是民国32年，抓壮丁死的。”
　　“民国32年，那就是1943年。”
　　“那年闰月，闰四月，我父亲死在后四月。抓壮丁，他就逃。抓回去只有死，我父亲是被四条扁担砍死的。”
　　“婆婆，那您是部活历史。您看，抗战，解放，解放后的社运，改革开放，新世纪，您都赶上了。”
　　“是啊。解放，清匪反霸，一打三反。那时候，搞社教，我边上一个人，就像我们这么坐着，在我旁边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嘿，就这句，拉出来斗啊。”
　　“这话出自《曾广》，没错啊。”
　　“没错也要斗。”“呵呵，我卖花，活动活动。”她又回到花上来，理了理竹篮上的毛巾。肯德基店员出来，拿着笤帚和撮箕，扫去老人脚边的烟头和纸屑。
　　我的电话响起来，刚摸出电话，我就看到站在黑色椅子外向我招手的表弟。
　　“婆婆，那您的年龄？？”
　　“你猜，反正不了九十，我一般都不说。”
　　“那留个电话？？”
　　“我有电话，就是不留。”她看着我笑。
　　我把托盘放回店内，走出来，向她挥手告别的时候，我又看到她抱着腿，恢复到我第一眼看到她的那个姿势。

　　如果你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左右，从蜀汉路东站地铁A出口经过，看到一个穿白衬衣，牛仔裤，黑皮鞋，膝盖上放着个肯德基托盘，坐在台阶上和一个卖花老人聊天的人，那个人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