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来，我家没有炒菜，吃的是我在饭店带回来的剩菜，我们当地把它叫“折箩”，意思是把几个剩菜折到一起，就叫“折箩”。大前天，因岳父过世事，我宴请几个平时来往不多而参加吊唁得朋友。请的人多，到的人少。饭后剩了一些菜。有的根本就没大动筷。扔了可惜，我说打包，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我照打不误。由此我想起了四十年前，因为一次吃“折箩”，我的两位领导闹起了别扭的事。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的麦收时节，当时我在原交河县寺门村税务所工作。我们税务所的院子就是农村平房院落，六间房的地儿，盖了四间。住所人员就所长沈X X、会计张X X 和我三个人。院子东西长不到三十米，南北宽不到十五米。头年秋冬时节，我们在院子里种了不到二分地的冬小麦，这年麦收时打了四五十斤麦子。所长、会计把麦子交给了税务所对门的大车店。让他们给换成挂面，我们几个人时不时的去补一顿。
        这一天，大车店的负责人叫我们三个人吃饭喝酒，饭后剩了一些菜。到了晚上，大车店又把所长和我叫了去吃“折箩”。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会计为什么没有去，记得好像是会计去了县里。总之，这件事就让所长、会计闹起了别扭。最后闹到初冬时节，会计调离了寺门村税务所，去了交河县建筑社任会计，让我接了税务所的会计工作。多小的一件事，闹到这个程度，现在想来，真是——嗨！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国家还很穷，全国人民饿肚子。机关工作人员每月二十九斤粮食，二两食用油，粮油定量。我的工资三十元，所长、会计的工资都是四十二元五角。那时油水又少，人们根本就是天天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不是这样绝对不会因为一顿“折箩”饭，而使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反目，一致不能继续共事。像现在，大家都吃得脑满肠肥，还能出现这种情况吗？现在好了，国家好像富了，老百姓也不用饿得眼珠子耷拉老长了。每当酒席宴上，特别是喜庆筵席，满桌子酒菜，盘子摞盘子，形成宝塔状，山珍海味，要啥有啥。很多菜连筷子都没动，就扔掉了，人们瞅着根本就不麽眼。偶尔也有感到心疼的，像我等之流。要是谁说打包带家去吃，大家就会羞死他。所以有打包的，也是说带回家去喂阿猫阿狗的，不敢说人吃，要说是自己吃，就觉得在朋友面前掉价。而我的观点是，能人吃，不喂畜类，能喂畜类，也比扔掉好。总之，打包带走，最起码存在不被扔掉的可能，最起吗减少了污染环境的概率。所以，我每次赴宴，总是喜欢串哚人们打包往回捎。像现在这种生活，还能出现因为吃不上“折箩”而闹别扭的吗？现在闹别扭，也就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两三个人争一个领导职位；二是仨俩人抢一个小姐；三是分赃不均，不会再有其他闹别扭的原因了。
     现在吃饱了，咱不能说随便扔东西是吃饱了闹得，我们做不到吃多少要多少，但是，吃不了兜着，少扔甚或不扔，还是应该努力做得到的。什么时候，中国人也学会了吃多少要多少，不剩不扔了，中国人就应该真正进入文明加小康社会了。不然，说不定哪天，人们又会因为吃不上“折箩”饭，而闹起了别扭。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像现在，大家都吃得脑满肠肥，还能出现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