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辩证法的作用是求道解惑，是道这一层面的东西，与现代人认为的所谓哲学无关。道法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与根本精神的体现，宇宙的整体规律的一致性，就是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学说。因此，过去的道人都知道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一些事情。现代人在西方唯物哲学的误导下把文化总结成政治学说，不符合自己理论范畴的都是都不承认，这种自以为是与自以为先进的所谓理念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综合人事，这是以人为本的内涵。人事是什么？人事就是因果，道在人间这一层的具体运行规律的体现！万事万物都有其来龙去脉，既然是因果就得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但是人又是善恶两性同存的需要理顺，这种上顺天意下顺人情的运行机制叫“内用黄老 外示儒手术”，“内用黄老 外示儒手术”就是天人合一学说的本质了，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为政之道！一些人总是以讹传讹的把中国为政之道人为的辩解成“内法外儒”，这些人都是人云亦云的不入道者，不知其所以然的言论掩盖的是中国文化真相！因此，一知半解的所谓观点，起到的仅仅就是掩盖中国文化真相的作用而已。中国文化的根源是道家，儒家是道家的世间法。道生阴阳，阴阳学说的相生相克与相辅相成体现是儒家与法家，儒家的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及相敬如宾的理顺为阳性，法家的以恶治恶为辅助，是阴性！就像一般人，好说讲道理不听，没有办法就以恶制恶的强治，当儒家的理顺不起作用，法家就强制的以恶治恶了。因此，当人道德不行的时候，分封制就不合时宜，法家就出马一统天下形成君主集权，过渡成功以后又是儒家的主导。一个朝代的某个问题或某个人病入膏肓，常识常理不起作用的时候，就有法家出马摆平，儒家主导与法家的辅助与过渡这是中国文化历史规律中的特点，阴阳相生相克就是这么一种表现。人类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从低谷走向高潮然后回落，精神的启蒙、成熟然后就是逐步腐朽。当人道德沦丧至常识常理都不起作用的阶段，人类就进入“阴阳反背 阴盛阳衰”的黑白颠倒没有自律的时候，人物欲强盛的失去自我本性的阶段，就得讲民主与法制，权力与各阶层无法无天没有制约就得人立法强看者！人像动物一样的被关在人编制的法制的牢笼，这个时候的人类才是真正的人治时代！古代中国是道法治理，讲究精神层面的启发与觉悟，精神的自由自在与内心的自律及秩序，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万事万物内在与外在的天人合一的因果条件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才是真正的法治！现代的人治与古代的法治，这与现代人的认识恰恰相反！民主与法制也是道法演变的最后阶段的体现，这是那些唯物者完全不能认识的了。道就像水，人就是水中的鱼，中国人把社会讲江湖，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同化于道中。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顺应宇宙法则体现在宇宙哪一具体空间与境界的自然规律与法则，这就是那一境界与空间生命必须遵从的道理，不能自以为是的胡作非为。比如：不同的庄稼需要不同的地形与土壤条件，种田要顺应禾苗生长的自然规律配合不同的节气与天时而播种、育苗、施肥、拔草、灭害虫，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做而不求这就是无为！包含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事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无为，人和包涵和万物的和善，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返本归真就在其中。脱离天时、地利、人和而强求就是有为，拔苗助长是有为的一种。以上是中国文化道这一层面的入门常识与常理，中国文化最基本与最低层次的起点，拾阶而上的层次升华就是修炼，中国文化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圣人学说是建立在生命平等的基础上的，不同阶层的人都是因果业报而已，天下人的道理，天下人都必须遵守，没有特赦的。阶层越高对应的人群越大，责任就越大，对道德水准的要求就越高，否则，就会乱国家和民众。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因为名利和阶层而青史留名者，都是以道德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就是脱离天真和道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表现就是：重阶层的名分、重权的权利而轻责任与道德修养。高阶层的人和社会各个行业慢慢就形成了谋名与利的小圈子，发展到现在“以讲道理的方式，不讲道德”演变成了多个剧本和笑话：1.以讲道理的名义不讲道德；2.以讲政治的名义反道德和道理；3.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毁灭人性和理性；4.以科学的名义不讲道德秩序与自律和反常识常理；5.以圣人的学说来谋特殊利益，神化王权和权力，形成宗教邪说；6.以追求现代民主与法制的名义本末倒置摧毁人道精神，文革武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等，五花八门的还形成了专业的哲学体系和系统理论和实践案例供人学习。

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人类从原始状态的精神启蒙到逐步成熟以后的觉悟，发展到高潮然后就是回落的周而复始，表现在人类就是文化的发展至繁荣纯正以后的变异。中国文化最高点是唐朝，唐朝的文功武治与诗词字赋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这一个时期的中国人道德标准是最高的，然后就是宋朝的回落。宋朝的诗词等无论境界与气魄与唐朝都不能相提并论，文如其人，这也是人精神的逐步回落与腐朽的体现！其如何表现需要具体的案例分析，我们以“孔子诛少正卯”的具体案例来分析：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尊师重道，这是为学之本，也是一个人是否能立足于社会有所觉悟的最基本的精神与条件，所谓根基与悟性的基础！不懂尊师重道内涵的人什么都不懂。宋人物质的极大丰富是继承过去的积累，其文化与精神的逐步腐朽正是体现在对尊师重道的不纯，因此才敢怀疑荀子记载的“孔子诛少正卯”的案列！从荀子过去的点滴言论而言，他是一个得到的圣贤，人的境界与成就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境界就是修道至那一层的明明白白的理悟！岂能做出小人欺师灭祖的荒唐下贱的事情来？正是宋人对尊师重道的不纯才有朱熹的所谓理学的出世，孔子只是一个集上古文化觉悟之集大成者而不是创教者！朱熹为什么敢标新立异？如上文所言，这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当人道德逐步腐朽以后的必然现象了：人们精神逐步腐朽普遍达不到儒道纯正古朴的要求，当人们达不到那么高的纯度以后，朱熹的理学正好迎合了时代的需要，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以后，一代不如一代，直到文革以后现代的中国就一无所有了，精神极端的腐朽与堕落之人哪有知尊师重道内涵与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所谓的儒学学者对“孔子诛少正卯”的怀疑倒也是正常的了，这些人连儒道是什么都不知道，如何格物修心与静坐更是闻所未闻，正所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孔子引用的人之五恶而必斩的言论出自《礼记.王制》，也就是通常人们说的王法。《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礼记》记载的是道德规范最基本的一些原则，刑法也必须以维护道德不违背人道原则为基准。《礼记.王制》开篇确立了王道法制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也是现代法治所必须遵从的，确立的人道原则高于现代以恶制恶的基本表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刑法的最基本的人道规则，必须要照顾到人伦，父子相残不行，亲属要回避对亲人的审判；官员功过的毫定不能违背破坏君臣之义，否则君臣之义不立。君有过官员必须要直谏，无道不改过可以废除乃至推翻，君不仁，臣可以不义，萨达姆被诛，谁会认为是犯罪呢？刑法的根本目地是戒恶与劝善，“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这个刑法原则高于现代立法。一个案子要与众公讨论，众疑则赦免其罪，以罪恶大小而量刑。西方庭审有社会选拔的大众陪审团，审判以后如果陪审团认为其无罪就可以推翻而赦免其罪，或重新量刑。由此可见《礼记.王制》确立的刑事诉讼原则是四海之类皆真理，是人类标准的立法与刑事诉讼的最根本原则。以上结果成，然后就是走程序“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最终会审的结果就不能改变了“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由此可见，古人对待生命、尊重与敬畏生命的君子之道，是多么的严谨！简而言之：所谓的侏儒和犬儒，就是不是知道知行合一的实修关键时刻不知道坚守什么的墙头草，不知华夷之辨的春秋大义之人。正邪与善恶不分，体现不出文化精神之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与生命之意义！更不能明白“海纳百川”之大仁大义与“忍无可忍”之镇邪灭乱辩证关系与正义内涵的所谓儒学者！不明白“忍无可忍”内涵的儒生，就不能行大仁大义之事，更不能申明大仁大义，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懦弱，把自己向邪恶低头、协同邪恶作恶的原因叫仁义！其实，就是可耻的离经叛道的道德一腐朽的不仁不义之辈，不知羞耻为何物。这种人对传统文化的伤害是最大的，那些以儒家正宗自居的，拿着《论语》不实修当文革武器，从内部和外部彻底的破坏儒教和人间道义的败类皆是如此这般！佛教道教中的一些人也是一样的表现，末法时代的魔劫！

文以载道，继往开来。

礼仪是修身的，平心静气，这其中也是修心养性的“忍”得内涵。几年前在《正见网》看到了“云开” 写的一篇孟子实践《礼记》的一个故事《孟子曾欲休其妻》：一天，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踞坐在地上休息。“踞坐”又叫“箕踞”，就是两腿像八字形一样分开蹲坐于地，这种坐姿在古代是非常不礼貌的。恰恰在这时，孟子突然回家，猛的看见妻子踞坐于地的样子，在那个极重视礼仪的古代，孟子心里便非常的不满，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便问道：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踞坐在地上。孟母又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答道：我亲眼看见的。孟母知道事情原委后，便说：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妻子不讲礼仪。《礼记》上不是这样说，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谁在屋里；将要进厅堂的时候，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记》之所以这样讲，为的就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踞坐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立刻认识到此事表面上是妻子不对，实际上是自己有错，于是便自责自己而不再去指责妻子了。这个故事讲的是孟子在实践《礼记》的道理中明理而改进自己行为，通过表面现象更深一层的实践改过的故事。这个《孟子曾欲休其妻》的故事，讲的就是孟子实践《礼记》，修心养性的过程。中国古人是极讲究礼仪的！把是否重礼仪和懂礼仪，看的比较重，那是人的日常修养之一，日本和韩国继承了这些好传统。如果这些都是封建迷信，请问：文明又是什么？现代的礼仪和礼貌，基本不重其修身养性的内涵，不修“忍”的，不讲平心静气的，基本都是流于形式。

上面的一些言论理论性很强，是概括的讲，从现实个案讲解就简单一些。比如，有人总是问我人的“气质”是什么？为什么中华民国以前的人气质那么好，以后就越来越不行，发展到现在满街的歪瓜裂枣的找不到五官端正者，无论气质和素质和以前完全是两个民族！同样汉族，大陆与台湾、香港人的气质为什么就相差那么大？为什么同样的中华文化圈中的国家与地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与中华文明发源地大陆人在一起，音容举止最土最没有教养的肯定就是大陆人，华夷颠倒？这个问题看起来复杂，从中国文化的根本而言就很简单。我总是说：珍珠的珠光宝气是来之物质内在的纯净，纯净的物质气质自然光华；一粒粪球搓的再圆、磨的再光放哪里都是臭气熏天的俗不可耐！这是物质精神与气质的辩证关系。中国文化核心基础是“心物一元”，也就是现代人说的物质与精神之一性，境由心造、相由心生：人内在精神的美与丑、善与恶决定外在的气质，人内在的思想决定外在的气场，精神纯正的精气神十足，精神丑恶气质也必定猥琐下流的。人要改变自己的气质，必须先改变自己的心态与思想，人心本质的改变相貌也随之改变，那么“气”又是什么呢？这个就需要懂点道家修炼文化了。道家是中国本土文化，道生阴阳，阳为主阴为辅。阴阳互动演化为万事万物，体现在人体就是阴阳两气。人不断的克己反省而改过，抑制和修去恶与伪的一切负面与不良的思想物质而纯正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修炼！随着道德修为越深，逐步能淡泊名利、清心寡欲舍弃的败物就越多，思想越纯正身体的阴阳两气就随之越净化，越清亮。反之，道德水准越低劣者，追名逐利而堕落迷失，身体的气息就越浑浊，丑恶思想必定导致人五官与行为的丑恶，眼神浑浊呆滞、气质卑贱下流。因此修炼人的净化思想与净化身体是同步的，功夫越深的人皮肤细腻气色干净红润，五官端正神采奕奕，这就是气质好。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知道，过去中国人的气质好是因为道德水准高，高贵的思想者面貌必定高贵，思想单纯的人清秀善良、古朴的思想者气质就是飘逸与潇洒！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气质唯有修心养性，返本归真！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从这个角度讲，一个人是否真懂中国文化，就看他的气质就明明白白的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修心养性的返本归真！启发人的精神，使人归到自己的本真与本性而觉悟。修心养性首先要明白正邪与善恶，言行中能去伪存真、去恶从善而从正从善，这就是孟子说的“吾善养天地浩然正气”的方法，克己反省与精神修炼的内容。人同化正理而行事的时候，自身邪气就无立锥之地，阳刚正气就强盛，善良与正的物质场强大，心正、身正、五官随之端正，整个人就是阳刚稳健与宽容大度的理性与慈眉善目，这都是修养层面的精神提升，境由心造、相由心生也就是所谓的修炼才能改变人心本质，体现在表面的气质。女人也一样，女人的正与善是端正柔顺。人无欲则刚，无私则通达，无欲者心地光明，无私者天地广大无所不容，堂堂正正、光明正大，这样的中国人才配得上一个“华”字，华族是道德文化与礼仪文明精神精华与高贵的集结！华人，不是谁都可以叫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中佛道两家修炼的最高潮，李白、颜真卿、吴道子、白居易等等都是佛道两家的修炼人，数不胜数，唐代文化实际就是修炼人留下的见证。佛家修善、道家修真，修炼的关键就是忍，人的吃苦耐劳的能力决定着这个人的最终果位与成就。因此，中国文化精神的最核心就是真、善、忍！真、善、忍也是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念。唐代人的道德最高，体现在文化建筑与服饰，体现在左文右武的儒家精神的读书人的精神面貌。崇文尚武之读书人的精神面貌体现在佩剑与游侠，游学实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道文化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同化文载之道的人精神纯正，看问题有高度、深度与广度天人合一的张力，加之练武强健体魄和提升阳刚正念，文武双修的人思维大开大合，身手快捷强健，这样正气浩然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兴旺？大唐以前的读书人叫他们弃剑拿起扇子装文雅肯定不干，骨子里就是阳刚气盛；宋代读书人叫他们佩剑弃扇会觉得野蛮丢人，精神开始腐朽。汉唐以前的华夏文人佩剑和宋以后的文人配扇子，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习俗问题！大宋以后中国人的精神逐步猥琐变虚了，大明更甚表现的物欲亢奋，精神的迂腐与亢奋体现在重名位而轻修养、摆不正道义与利益的关系的结果：南宋杀岳飞、大明杀于谦，这些从根本上违背了《周礼》的王道精神！体现就是阴阳两气的此长彼消，正气日消邪气渐长，体魄和精神就开始变差了，道德修为一代不如一代。满清为统治人为的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弱化系列措施，民国以后马列文革对中国文化的斩草除根全盘西化。异族与外来魔性文化对中国文化长达三百年的持续文革，发展到现代中国读书人就正邪与善恶不分，不知万事万物的先天阴阳与正邪特性者根本不可能知道怎么分析问题，怎么可能克己反省呢？脱离中国文化奠定的人道精神者当然就人畜不分，人鬼同道，面貌随之越变越差满脸晦气、一肚子的牢骚没有半点光明正大与堂堂正正的气象，心胸狭隘、歪瓜裂枣的气质介于人鬼之间。言尽如此，那些自以为是逢华必反的崇洋媚外唯物精英，特别以批孔为业的马列文革文人，不妨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没有高贵文化的哺乳，心手术不正的人哪有五官端正的呢？

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修心养性的返本归真！启发人的精神，使人归到自己的本真与本性而觉悟。

清朝有一个大家族，老少100人左右，好像是五世同堂。清帝就把他的家长请来问其中的奥秘，这个家长就说：没什么奥秘，就一个“忍”字。幸福生活是“忍”中产生的，向往幸福的人是100%，能忍受得到幸福过程的是凤毛麟角，那是清心寡欲的结果。所以，幸福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童话故事。个人所求越少，幸福的指数越高，那是忍痛割爱成就别人的结果。现实社会中想当好官的人还是多数，但是，那个得是有高尚的道德做保证才行。因此，人人想当好官，但是好官却越来越少，快绝种了。我见过的当老板的人在当老板以前，好多都说：我有钱了，要做什么好事，对员工要这么那么好...........当了老板以后，就变了：现在人太坏，不敢当好人了，怎么样怎么样被骗......好老板都是“忍”出来的，不是自己想当就能当。现如今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成了人们日常口头禅，大行其道！为什么？失去道德追求的人就没有心灵感悟与精神愉悦了。没钱的时候追求钱财总算有一点人生目标，当物资基础有了之后反而失去人生意义。这样的人唯有追求感官与物质刺激才能找到自己存世的一点意义与所谓的尊严。这种糟蹋者别人来抬高自己的人，完全不懂忍耐的意义，哪有真正的尊严可言呢？不知家庭温馨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乐趣为何物，最后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比比皆是。没有高尚的道德水准，就不能明辨是非。道德水准越高，对事物的领悟能力越强，越能洞察世事有先见之明，就越能舍己，这样精神升华以后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灵感受，那种对天、地、人的感悟岂是一般的乐趣能相提并论？这是真正的大乐。那些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忠义之士，都是日常的一点一滴的修养炼成的，都是“忍”的结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燕雀安知鸿鹄之乐趣？忍，成就了一般人的幸福，也成就了那些先哲圣人的大仁大义，他们的忍耐中的心灵升华与感悟，共同成就了中国历史和这个民族曾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