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主的。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有两种，即规范性的和解释性的。从哲学意义来讲，前者是选择性的：规范性研究者强调人类社会的可选择性，即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关键人物的选择都有可能导致更好或者更坏的结果，故而人类社会也一直需要理论家对未来进行更合理的规范。这种特质导致了，在讨论历史事件的时候，规范性研究有着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褒贬的倾向，而这一点，正是为解释性研究所反对的。从哲学意义来讲，解释性研究者是因果论的产物，他们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力估计有限，这并不是说，解释性研究者否认人类的自由意志，而是认为自由意志也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任何选择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这也代表着，自由意志在更宏观的角度下仍旧是有限的。甚至，自由意志不过是人类对于外界刺激和自身固有观念的必然反映，因而也只是无数历史链条中非常普通的一份子，除了人类的选择，历史的链条包罗万象，雨量的剧变，地势的起伏，洋流的增减，这些同人类的自由意志一样是不可忽视的。基于此，解释性研究缺乏价值判断，甚至，很多解释论者将历史看做必然而不是偶然。
　　如汤因比博士在《历史研究》的开篇所说，历史研究者只是说明社会的思想，而非纠正社会的思想。在具体到本文的讨论对象——从公元前841年到公元1949年的中国历史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研究方式和理论是解释性的而非规范性的。这并不是说本文更加倾向解释性的理论，相反，针对这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本文并没有优劣评判。之所以选择解释性的研究方法，是因为本文的时间跨度过于漫长——在长达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面前，要找出能够衡量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嬗变和王朝生灭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绝非易事。规范性理论更多是针对某个具体时期的具体事件的，而相对于此，当时间长河变得悠远，历史事件变得繁复而臃肿，芸芸众生在段落之间诞生，积累，辉煌和逝去，价值判断最终变得苍白，而历史事实本身，往往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打算将工作变得精炼一些——解释性研究能够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具体而言，在我们的论述中，并不会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我们基本不会讨论，如果某个决策者采用了相对更好的方案会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认为，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是无数个因素构成的结果。历史研究不允许假设，而只是阐述事实和逻辑，因为对任意历史事件的非真实性假设，都造成其他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其他历史条件的变化又否认了导致这个历史条件的历史事件，这一点足以说明：假设行为本身就是反历史的——起码在解释性的研究中是这样。
　　既然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解释性的，因而，我们将首先采用中国历代史官的记录作为论述的依据，其次是考古发掘报告对这些记录的证实。在史料的选取中，本文优先采纳多种史料记述一致并符合考古报告的历史事件，其次采纳多种史料记录一致但没有考古证据的事件，最后采取单一史料记录的事件。中国历史研究的便利之处在于史料的丰富和连续性，而这些史料的真实度长期以来一直经受住了考古成果的检验。
　　我们将基于这些相对可靠的历史记录来梳理中国自公元前841年到1949年的历史事件，但这种整理既不是纪传体的，更不是国别体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也不是编年体的。我们的工作并不是用白话文讲述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结论，而是将这些事件和结论作为一项实证研究的原材料而已。梳理历史事件的目的是探索中国历史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及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潜在逻辑，而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跨度的中国历史事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研究开始是统计和归纳的，后来是推理和演绎的。
　　这项研究的名称，叫做中国历史模型的建构和验证。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力图建构一个具有针对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历史模型，这个理论和历史模型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中国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的。
　　那么，要完整地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和历史模型，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一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