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字，在甲骨文里是上“禾”下“人”。东汉许慎《说文》对“年”的解释是“禾熟也”。民间把“年”当作怪兽的传说是毫无根据的想象和杜撰。
从中国几千年的风俗考察，把“年”的初始意义当做一种庆祝五谷收获的活动似乎更为恰当，而不仅仅是禾苗成熟的意思。后世的春节当是这种庆祝的演变，因此，人们一直把春节叫做“过年”。上古的中国社会，曾经流传过一种十月历法，秋收过后不久一岁即将结束，人们举办活动庆祝收获的同时，也寄托了来年丰收的希望。
不过，我的年过得一如古代先人们的一样，并非总是丰收的喜庆，有几分快乐，也有几分苦涩。
我的童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处于计划经济的高峰期，在上面的要主义、要计划、要管理、要国家、要“为人民服务”的成就，底层的群众要自主、要家庭、要切身利益，国家、集体与家庭之间的利益要求互相矛盾，一辆马车始终不能往一个方向拉，上上下下虽然年年四季忙碌，却鲜见丰收的情景。不过，童年无忧，我的年过得仍有一些乐趣。
在大年夜，准备吃年夜饭之前，在祖父或父亲的带领下，烧上香到香火堂前虔诚地祭拜历代祖宗，祭拜灶王爷。我家的香火堂颇有一些档次，高高在上，中间的一块大红纸上写有“天地君亲师位”几个赫然大楷字，两旁贴有继承祖先良好传统、子孙繁荣昌盛之类内容的对联。很搞笑的是灶王爷处的对联，文字是“上天传好事，下地降嘉祥”——看来，不喜欢说坏话丑话是人们的通病啊。
祭拜之后，点上挂在香火堂前的油盏灯，燃料用的是茶油或桐油。我家的油盏灯有些特别，灯盏是放在防风的四方型玻璃罩里，用一根绳子从高高的横梁中间悬垂下来。
印象特别牢固的是年夜饭。在那些个年头，菜肴不丰富，肉类无非是鸡肉、腊肉。由于缺粮少米，饭煮得少，我不敢多舀，夹起一个大鸡腿狼吞虎咽地啃，很快就消灭一个。锅里虽然还有一个大的，却不好意思夹，更不好意思开口，但心里的欲念难以掩盖，大人们看得一清二楚，说再给我一个，哥哥倒也很懂事也很自觉，推让说不吃，我就飞快地夹进碗里。
年饭吃过，张罗着弄油堆炸饼之类，孩子们终于得到表现能干的机会，用搀着糖水的米粉粉捏一些狗呀鸡呀猫呀之类或五角星，放进油锅炸好，当作艺术品把玩，很久都舍不得吃掉。
第二天大年初一，早晨祭拜过祖先放过炮仗之后，一大群孩子在孩子王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热热闹闹地换家换户去拜年，无非是讲一些恭贺新年的吉利话。进到哪一家的堂屋，那一家的户主就拿出装有糖粒的竹篾篮子，站在高高的凳子上，一把一把地抛洒，孩子们像猴群一样乱哄哄地抢着。那户主这时很得意也很开心，孩子们自然也很开心。也有遇上小气的户主，给的糖黑黢黢的，一看就恶心，我们往往未完全跨出他家的大门，就狠狠地把糖甩到水沟里，丝毫不讲情面。父母自然会听到这种事，就会严肃地教训我们，说我们不懂礼貌，不该当着主人的面把糖丢掉。
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转眼就过去了，不经意间大学毕业了，当上了国家干部，也就是现在讲的公务员，这时候的年过得就有忧有虑了。
公务员阶层是社会各阶层的终极管理阶层，承担着比较特殊的社会分工。几千年的官本位传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公务员理所当然是社会的精英，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长期灌输下，公务员群体似乎被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楷模，承载着超现实的职责，这就把公务员推向了难以言表又难以承受的道德高度。在这种环境之中，同时也要结婚生子、养老致孝的小小公务员的年，与许许多多的政治因素绑在了一起，在诸多无奈中，往往过得颇为尴尬。
当上公务员领上工资的第一年，我还是单身汉，当时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尚未形成气候，人们对公务员还是存在几分尊重的。年关将到的时候，单位主要领导说：“小覃，回家过年你说一声，派一辆车送你。”我感动得差点流下热泪，觉得组织好关心自己的员工啊。当车子进入村口，乡亲们都投来羡艳的目光，我心里美滋滋的很自豪，觉得普通公务员虽然工资不高，但还是很有荣誉的。进入家门，我掏出三双新鞋子，给送祖父和父母，邻居的阿婆——她家有人当老师，一家很勤劳，人口又不多，原来的生活过得还算殷实，由于多年接二连三地遭受变故，如今家道中落——见到此情此景，大概触到了什么伤心事，哽咽地哭起来，弄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我这是在孝顺还是在显摆呢？老觉得不是滋味。
经过几年打拼，搞人口普查，搞夏粮入库，搞计划生育，搞其他中心工作，每一样都干得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都得到奖励，领导说我年纪轻轻的能够独挡一面，对我自然赏识有加，加上本人笔杆子的功夫也还马虎得过去，级别升了，工作单位也调到了中枢部门。这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切都处于变动不居当中，各方面的价值观没有理顺定型，是是非非难以判定，整个社会犹如不停躁动的地球岩浆。公务员在人们的心目中又是要粮要命的“狗腿子”，亲戚朋友们尊重，别的人们就很难说了。于是，又强调干部作风问题了，逢年过节，单位的车子是不能乱用的。有一次中秋节，县委书记体恤到我的困难，还是以调研工作的名义，用他的车子送我回家呢。是年年关又到，我很自觉，拒绝了领导为难的关心，提上年货东奔西跑，赶到车站搭乘班车，累得气喘汗冒不算，在拥挤之间还被扒手偷走了仅剩的几百元年终奖金。
再后来，我终于结婚生子，我的很多同事，敢于冒险下海的当老板发财了，有官场钻劲和独到经验的升官了，我却仍然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公务员。有几年甚至越当越小，别人取笑是“猴子弄鸟，越弄越小”，我也只好配合着自嘲寻开心。有一年年关又到，我拖妻带儿回老家，到车站排长队买票，售票窗说上车再买，急忙过了安检，一边手抱着儿子，一边手提着大包小包，赶忙着上了车，乘务员却说到售票窗买票，带着火气就这样两头来回跑了好几趟。后来车主来了，说在车上买票，终于找得座位坐了下来，但火气仍然难消，嘟囔着一些难听的话，那名乘务员搪塞了我一句：“有本事你还坐班车啊？”我听了立即蔫了下去，再也不敢出声，痰卡在喉咙里咕咕地闷响着。是啊，这年头，有本事的谁还坐班车？！连跑班车生意的人自己都这样认为，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时候我最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喜欢公车私用了。但最为难的是，一但你公车私用，社会上又对你骂骂咧咧的。做人难，做“楷模”更难啊。
如今的我，已经奔“五”，已经没有太多的梦，更不奢望什么主义的梦。我今后最大的梦，讲起来可以算是小康梦：在已经不用忙碌工作的年龄，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小雅室，命名为“燕磋斋”，两旁挂上“赅简精深明谛理； 圆融贯注论真知”的木匾对联，过年的时候，不再夹杂那些乱七八糟的苦涩，有一些闲钱，学着孔子浴风论道的样子，在乡亲们面前发扬绅士“居九夷”的教化自觉，邀一些同道好友，或下棋，或品茶，或小酌农家薄酒，不亢亦不用卑，还能有皇帝老儿身边谏议大夫的自由权力，公开抨击丑陋的地下官经——“捧送哄蒙吹假话；吃拿卡要摆官腔”，公开抨击无良“土豪”的为富不仁，公开抨击阿五阿六的是非不分……
——诸位，这样的年够滋润了吧？打死我也不说，你们还没使美人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