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中，有一个现象特别普遍，当一个 村庄面临拆迁的时候，首先同意并与拆迁一方签订协议的，总是村干部。极端的例子，村干部全体与拆迁放签订了同意拆迁的协议，村民却坚决拒绝。村子里的行政人员作为自觉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签字画押，因此在“原住民身份”上与村子毫无关系了。干部们交出住房，离开村庄，然后像做生意的外人一样从别处到村子来行政。

按理说，村干部应当代表选民的立场而不是拆迁公司的利益。但现在他们却集体抛弃选民，成为拆迁公司的跑腿者、出谋划策者、催促执行者……村干部居然在拆迁公司里办公。而且理直气壮，他们在执行比选民利益更重要的决策，服从一个 更大的“政治正确”。

不顾一切的背后，当然是巨大的利益驱动。一头是暴增的政府收入，一头是缩水的农民家庭财产。这样的经济发展，显然并没有提升社会的财富总量，而不过是地方政府主导的财富重新拼盘。即把社会财富从农民的腰包，腾到地方政府的腰包而已。
　　　　城市强拆衍生诸多血拆事件。但毕竟，城市的文明程度还是相对较高，即城市政府的行政执法水平相对较高，市民社会尤其媒体对公权力的制约相对较强，所以城市强拆再怎么暴烈，总体上还不能不有所克制，还不能不有个度。农村不然，农村对强拆权力的制约之弱，注定了强拆者不仅更加低能，而且更加肆无忌惮。新圈地运动因此很可能比城市强拆掠夺性更突出，手段也更不人道。
　　　　所以可以城市拆完了拆农村，扒农民的房子。而这，突破了最后的法制底线。农民的宅基地是私产，纵然这私产并不完整，但占有权和使用权两项，怎么着都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现在有些地方政府一纸通告就可以拿走，宪法和法律完全被丢到一边。
　　　　在强拆、血拆等恶性事件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想都不用想，以扒掉农民房子为主题的新圈地运动，会在当下主流舆论界遭到怎样的迎头痛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对新圈地运动有过尖锐抨击。他声称这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强调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这应该不是陈锡文的个人意见，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央政府的意见。地方政府肯定要理直气壮地把手伸进老百姓的腰包里，由此引爆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则以维稳之名一概高压处置。此种状况蕴含巨大政治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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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陈家镇朝阳的 没拆的加我，我家正在评估 184668615  验证：卡洛特计算机   我就觉得zf让老百姓走都不安宁  还要大家装修 来赚搞拆迁补偿 原来朴实朴素的村庄现在一片狼藉 虽然可以赚到一倍以上的钱 但还真是把老百姓折腾的彻底，很多装修 都是一搬就走 围墙是一推就倒。我准备了点照片，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于书记看到，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政府大肆扩征农民土地.宅基地转换为建设用地后，其耕地增值收益，是否是绝大部分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强化指定到安置点建房居住，一度享受城镇化居民体面生活，那只能是暂时的。事实已成为变相的城市居民生活人群，农民失去土地依赖将意味着什么…。。
　　　　　　对一个农民而言，其能相似城镇居民生活方式，但没有社会保障. 劳动就业，尤其是稳定的就业。连喝水都要钱的现实状况，三. 五年后，能否再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值得生疑的。常言说；赶鸭子上轿，无疑是权力部门对农民再制造新的不公平或是巨大的灾难。让农民搬出土地依托，在新农村享有相似于城镇居民生活方式，从而又得不到城镇居民同等福利待遇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是残酷的。
　　　　　　通常说，在未经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政府权力绝对不能动的两点；一是公民的人身自由，二是公民的财产处置。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房屋. 宅基均属于自有财产，而现实为什么不给农民自主选择权。
　　　　　　强迫农民＂住楼＂取消自然村庄大搞社会工程，这不仅与政府一直提倡的法治精神. 和谐社会相违背，而且对整个农村社会也将造成极大负面影响。

崇明无锡是一家，顶！！

DING

又让我想起一句牛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