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初，田 家 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 中 央 工 作 会 议 和 紧接着召开的 八 届 七 中 全 会 。人民公社问题是 会 议 主 要 议 题 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 田 家 英 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 文 件 比第二次 郑 州 会 议 决 议 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 田 家 英 又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不久，毛泽东写给 六 级 干 部 的信即4月29日 党 内 通 信 下 达 了。 田 家 英 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正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种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 分 干 部 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 田 家 英 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儿地搞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一回好了，有了 毛 主 席 的 指 示 ，有了 武 器 ，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让向下传达这封信。拥 有 至 高 无 上 权 威 的 毛 泽 东 亲 自 下 达 的 意 见 ， 居 然 可 以 被 人 封 锁 ， 可见 极 左 思潮 所 形 成 的 阻 力 之 大。 田 家 英 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 即 组织向全 公 社 广 播 这 封 信。[毛泽东和他的 秘 书 田 家 英

大跃进中刮起的"五风"造成的另一严重问题----"减少耕种面积""征收了过头粮"!!
　　1958年起刮起的"五风"大放农业生产“卫星”竟使刘少奇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至于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可以缩减耕地面积，并为此提出了耕地三三制的问题。"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在常熟县的和平人民公社，刘少奇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亲自弯下腰去数了一下稻穗，并问 公 社 党 委 书 记 ：“可以打多少斤粮食??”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笑着说：“一万斤还能更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在淮阴，刘少奇在同淮阴 地 委 领 导 人 座 谈 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 县 委 书 记 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所以在1958年12月 八 届 六 中 全 会 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段*话："过去人们经常忧患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精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
　　"一些 地 方 领 导 干 部 对1958年的粮食大丰收也深信不疑。在1959年1月的湖北省 四 级 干 部 会 议 上 ，湖北 省 委 第 一 书 记 王 任 重 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我从汉口到襄阳、宜昌、荆州，跑了1800多公里。我们没有看到百斤以下的棉花，千斤以下的稻谷，个别地方有，大量是1000斤以上的，还有2000斤、3000斤的。……程鹏的试验田，我看至少五六千斤，周围大片的稻谷也要有三四千斤，差不了多少。我们长了两只脚，两个眼睛，跑得到，看得到，好坏都有个比较。”""在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之下，在制订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既然1958年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甚至到了吃不完的地步，乃决定减少总播种面积，而其中又缩小粮食作物的比重，而增大棉、油料和其他非粮食作物的比重。结果，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一面是播种面积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这年平均单产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是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0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的水平。"
　　是谁"在制订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使"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一面是播种面积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这年平均单产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是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0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的水平。"??是刘少奇。
　　"1960年和1961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据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1960年全国有9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其中有3亿至4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一部分农田因灾害特别严重而没有收成。这年灾情最严重的是旱灾，全国除西藏没有受灾，新疆地区虽气候不正常但尚未成灾外，其余各省、自治区都先后发生程度不等的旱灾，受旱农田达6亿亩。受旱地区中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4省面积最大，占4省总耕地面积的60％以上；受灾时间最长，一般持续6～7个月。此外，东北3省和沿海的广东、福建、江苏、山东还遭受了台风和洪涝灾害，辽宁东部地区更遭受了当地有水文记录以来从未有过的特大洪灾。同时，受旱涝灾害的影响，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省大片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病虫灾。陕西、山西、河北、安徽、山东等省还遭受了频繁和严重的冰雹、霜冻。"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干裂的农田1958年和1960年的两次“大跃进”中，全国出现了大办工业的高潮，一大批国家和地方工矿企业建立，从农村中招收了大量的工人，使非农业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了3124万人。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人数大规模减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城镇商品粮的供应相应扩大。为了满足城镇居民最低限度的粮食的供应，国家不得不维持较高的粮食征购比重。1958年度，全国征购粮食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度征购量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1960年度的征购量虽有减少，为1024亿斤，但由于总产量减少，征购率仍占年产量的％。"征收了过头粮"!!
　　"由 于 征 收 过 头 粮，农 村 的 留 粮 大 为 减 少。1 9 5 7 年， 全 国 农 村 留 粮 2 9 4 0 亿 斤，1 9 5 9 年 减 为 2 0 5 2 亿 斤 ，1 9 6 0 年 再 减 为 1 8 4 6 亿 斤。也 就 是 说，1 9 6 0 年 比 1 9 5 7 年 减 少 了 ％。按 人 口 平 均， 全 国 农 村 拥 有 粮 食 消 费 量，1 9 5 7 年 为 4 0 9 斤，1 9 5 9 年 为 3 6 6 斤 ，1 9 6 0 年 为 2 6 4 斤。可 是，尽 管 征 了 过 头 粮，由 于 粮 食 减 产 使 征 购 的 绝 对 数 没 有 比 1 9 5 7 年 增 加 ，仍 不 能 满 足 城 镇 人 口 的 最 低 需 要，不 得 不 挖 库 存。1 9 6 0 年 底， 全 国 粮 食 库 存 量 降 到 了5 7 3 亿 斤 ，比 1 9 5 5 年 的 804 亿 斤 减 少 了 2 9 ％。农 业 的 减 产，粮 食 库 存 的 减 少，形 成 了 全 国 性 的 粮 食 危 机。"----"征收了过头粮"的事实解释了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农村缺粮比城市严重得多的原因。"
　　减少耕种面积","征收过头粮","放开肚皮吃饭"与"自然灾害"一起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

再洗也不会白！！

本来就不是白的，但也然不黑。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针见血一
　　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主要责任人和发动者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6000亿斤”。“毛主席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
　　1955年11月，毛泽东先后同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归纳了《农业十七条》，其中最重要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还要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
　　——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实际上，从1949-1976年，粮食最高产量是1976年的5726亿斤，从未超过10632.8亿斤的54％。这个“四五八”，即1967年粮食10632.8亿斤，就成为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浮夸高指标。
　　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40条形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言，说《纲要》是“给农村生产和农业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农业部长廖鲁言根据毛泽东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这个浮夸高指标，就这样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以为做到1962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1967年生产粮食1万亿斤是可能的，并“把那些坚持以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但“中国[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
　　“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就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基本通过国家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将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改成：“……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八大前设想的远景规划，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步子可以放慢点。”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否则，“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
　　——也就是说，要在1962年达到总产13459亿斤，年增幅超过28％。而62年实际粮食产量只有3200亿斤，不到要求产量的24％。1976年产量5726亿斤，不到62年要求产量的43％。
　　1958年6月25日，谭震林在农业协作会议总结中说，“毛泽东要求做到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的任务，可能3年，至多4年就能完成。”
　　——这证明毛泽东要求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确有其事。
　　“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少奇同志支持总理，主持通过的《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批判对象。”“会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坚持要长期反右倾，是后来一些地方大放“亩产万斤”、“亩产十几万斤”高产卫星的原因所在。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还要冒得厉害。”1958年3月9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4月8日，毛泽东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这些话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动员搞冒进浮夸，也证明所谓“大跃进”，就是“大冒进”，“大跃进”本身就是左倾冒进错误。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开始，“不能不说毛主席已有些居高临下，已离开了他自己曾经一贯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使得被批评者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
　　——此后，其他领导人除在适当时机设法弥补大跃进损失外，只要谈及大跃进，基本上只能说毛泽东说过或想说的话，包括被毛泽东批评的话也是这样，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今天主张“这样”，大家只能说“这样”；明天主张“那样”，马上批评别人说“这样”，却不提“这样”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说“那样”；后天又回过来主张“这样”，马上批评别人说“那样”，却不提“那样”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重新说“这样”。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家庭是原始社会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曾看到此点。”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消灭家庭”，第一次把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为搞人民公社化的依据之一。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15年赶上英国，一下子变成了3年。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在徐水听了关于粮食产量的汇报后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粮食多了，“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相信“亩产万斤”，第一次提出粮食已经多得找不到出路，需要少种。
　　毛泽东视察徐水、在徐水讲话的消息发布后，掀起了更大的浮夸浪潮。徐水向全国宣布将放出各种骇人听闻的高产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
　　在1958年8月17日开幕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都可以逐步搞掉。”——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穷过渡”。
　　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又一次提出“穷过渡”思想。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谈人民公社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并赞扬唐朝惠能和尚一切皆空的观点，说是“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大跃进”。——这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搞马克思在《[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宣言》中严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说：“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15年计划，2年基本完成。”
　　——15年赶上英国才变为3年，不到1个半月又变成了2年。
　　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说：粮食“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到四千亿斤。”“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从1958年起，粮食可以连年翻番，每年增加100％，两年后只因粮食找不到出路，才只好“放低步调”。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议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问题：“老婆还是不是自己的？？”这位乡党委书记说：“这一条嘛，还得请示上级。”）

@一针见血一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文件时，曾加写过一段话，提出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将现有全部用于种植农业作物的十八亿亩耕地，用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左右，种农业作物，三分之一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种树造林。”“其所以能够只用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粮棉等类作物，是由于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例如亩产万斤粮、千斤棉之类。”
　　——毛泽东将“亩产万斤粮”作为能够实行耕作三三制的根据之一。
　　就在毛泽东主持的这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现在鲜为人知的文件，就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居然要求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5000至10000万斤。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写了两个批语，作了12处修改，说“至迟在1961年春季，这个草案就可以公开发表，交给全党全民展开讨论，然后，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予以通过。”
　　——如果197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能达到10000斤，按18亿亩耕地计算，总产就是180000亿斤，而1972年实际产量只有4810亿斤，不到《纲要》指标的3％。
　　“主要的毛病是两个‘急’，一个急于求成，一个急于过渡。毛主席说：再有五六年或者三四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对此，他后来又讲过：有的时候想，五六年、三四年是不是时间短了？？有的时候又想，五六年是不是说得时间太长了？？更多的情况，他想的是：五六年、三四年说得太少了，五六年、三四年怕实现不了。思想里反反复复。”
　　——难以摆脱的“穷过渡”情结。
　　1958年11月6日，对于提出1960年粮食产量“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的《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道，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这是热衷搞“穷过渡”的实例。
　　195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由于1958年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大折腾，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实际粮食产量4000亿斤，但在武昌会议上由毛泽东决定公布为7500亿斤。
　　——虚报47％。高估产导致高征购，1959年就进入困难时期，春季即发生“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1959年4月27日，在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事实很清楚，刘少奇走上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大跃进使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从毛泽东1955年提出粮食产量浮夸高指标，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刮五风，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到1959年闹春荒，进入困难时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都不是刘少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
　　——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好的，比如要“敢讲真话”，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信中以举例的方式，提出了1959年可以达到的增产幅度，经计算，其上限平均值是63％。而1959年实际粮食指标是10500亿斤，比公布的1958年产量7500亿斤增长29％。这样，信中所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比信中批评的“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居然高出34个百分点。
　　大跃进第二波更猛烈的浮夸风，源于3个月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7月23讲话。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
　　——这个7月23日讲话，完全是个人临时决定，事前没有通过中央，连刘少奇也不知道。
　　毛泽东自己说：“7月22日晚，听大区区长汇报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才讲了那么一篇话。”
　　——王光美回忆：“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对于这第二波浮夸风的发动，刘少奇虽在一线，却不但没有决策权，连知情权也没有。
　　1959年9月，“敢讲真话”、“贯彻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在无为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抢救病人、制止死亡，帮助群众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被打成“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毛泽东亲自作出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后，刘少奇“提出了正确意见：批判彭德怀的事，不应向下传达。可惜不能从愿。结果，庐山会议后，就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将“敢说真话”的干部、党员、群众打成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数量高达“600多万”。

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