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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主要责任人和发动者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6000亿斤”。“毛主席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 1955年11月，毛泽东先后同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归纳了《农业十七条》，其中最重要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还要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 ——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实际上，从1949-1976年，粮食最高产量是1976年的5726亿斤，从未超过10632.8亿斤的54％。这个“四五八”，即1967年粮食10632.8亿斤，就成为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浮夸高指标。 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40条形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言，说《纲要》是“给农村生产和农业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农业部长廖鲁言根据毛泽东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这个浮夸高指标，就这样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以为做到1962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1967年生产粮食1万亿斤是可能的，并“把那些坚持以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但“中国[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 “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就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基本通过国家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将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改成：“……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八大前设想的远景规划，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步子可以放慢点。”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否则，“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 ——也就是说，要在1962年达到总产13459亿斤，年增幅超过28％。而62年实际粮食产量只有3200亿斤，不到要求产量的24％。1976年产量5726亿斤，不到62年要求产量的43％。 1958年6月25日，谭震林在农业协作会议总结中说，“毛泽东要求做到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的任务，可能3年，至多4年就能完成。” ——这证明毛泽东要求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确有其事。 “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少奇同志支持总理，主持通过的《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批判对象。”“会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坚持要长期反右倾，是后来一些地方大放“亩产万斤”、“亩产十几万斤”高产卫星的原因所在。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还要冒得厉害。”1958年3月9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4月8日，毛泽东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这些话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动员搞冒进浮夸，也证明所谓“大跃进”，就是“大冒进”，“大跃进”本身就是左倾冒进错误。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开始，“不能不说毛主席已有些居高临下，已离开了他自己曾经一贯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使得被批评者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 ——此后，其他领导人除在适当时机设法弥补大跃进损失外，只要谈及大跃进，基本上只能说毛泽东说过或想说的话，包括被毛泽东批评的话也是这样，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今天主张“这样”，大家只能说“这样”；明天主张“那样”，马上批评别人说“这样”，却不提“这样”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说“那样”；后天又回过来主张“这样”，马上批评别人说“那样”，却不提“那样”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重新说“这样”。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家庭是原始社会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曾看到此点。”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消灭家庭”，第一次把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为搞人民公社化的依据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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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27日，在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事实很清楚，刘少奇走上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大跃进使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从毛泽东1955年提出粮食产量浮夸高指标，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刮五风，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到1959年闹春荒，进入困难时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都不是刘少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 ——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好的，比如要“敢讲真话”，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信中以举例的方式，提出了1959年可以达到的增产幅度，经计算，其上限平均值是63％。而1959年实际粮食指标是10500亿斤，比公布的1958年产量7500亿斤增长29％。这样，信中所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比信中批评的“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居然高出34个百分点。 大跃进第二波更猛烈的浮夸风，源于3个月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7月23讲话。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 ——这个7月23日讲话，完全是个人临时决定，事前没有通过中央，连刘少奇也不知道。 毛泽东自己说：“7月22日晚，听大区区长汇报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才讲了那么一篇话。” ——王光美回忆：“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对于这第二波浮夸风的发动，刘少奇虽在一线，却不但没有决策权，连知情权也没有。 1959年9月，“敢讲真话”、“贯彻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在无为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抢救病人、制止死亡，帮助群众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被打成“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毛泽东亲自作出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后，刘少奇“提出了正确意见：批判彭德怀的事，不应向下传达。可惜不能从愿。结果，庐山会议后，就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将“敢说真话”的干部、党员、群众打成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数量高达“600多万”。 曾经说过的一些真话—— 就在1958年1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规律。”“10年内需不需要4亿吨钢？？心血来潮一想就搞了这个一个数目。” 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讲话：“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手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有段时间，毛泽东吃不好睡不好。身边工作人员不清楚是何原因，就问毛泽东是不是饭菜没做好。他摇摇头，沉思一会儿说：“1958年，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杀猪、砍树、大锅饭，还搞了一个打麻雀。再加上苏联逼债，一下就把国家搞穷了。作为我要负主要责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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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一个判断方法，文革允许鼓励揭露的东西是属于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东西。如果谁将矛头指向毛的司令部，公安六条就管治谁。相信大家同意这各说法。
什么安源内奸，伍豪声明，红旗还能打多久等这些陈年旧帐都翻出来了，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司令部被揭得体无完肤，对吧。但六年前出现的大事，就没有人敢说资产阶级司令部对该事应负有责任。这是什么原因，甚至整十年，“饿事件”在主流媒体没有出现过，只提自然灾害形成困难，有水肿病，没见说是饿死人。 当年谁都心知肚明，这是一条高压线，谁也不敢触及。过了三十年，那些知情者走得差不多了，各种猜测都出来了。 最谎谬的说法是刘邓造成，如果是刘邓，哪需留给现在的人揭，十年文革干什么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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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2007year 该用户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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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是什么发展模式？？
是垃圾万历盛世发展模式！！ 毛泽东的失败不是在于政策，而是在于没有管好这些千年精英们，让它们再次祸害百姓。 文化革命的最大进步、最大贡献就是落实百姓监督惩戒民主制衡，从而解决千年中国社会恶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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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2007year 该用户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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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故意饿死百姓？？
是谁？？ 是毛泽东吗？？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不是毛泽东，那又是谁？？ 谁会这样残忍？？！！ 让这些坏蛋上台证实自己，好不好？？ 他们上台了，杀死了几亿婴孩，人口密度更高的鬼子都没有这样致富！！ 当然，日本鬼子也没有如中国国民党鬼子一样炸河焦土、刮地皮、无恶不作。 他们这30年一次次作恶， 足够证明谁才是饿死百姓的凶手了吧？？ 抹黑毛泽东的，灰溜溜的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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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2007year 该用户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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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知道是这帮官僚体系下的蛋们，再次兽性大发，
如大明精英般作恶、如国民党炸河焦土般作恶， 毛泽东给你们这些坏蛋上台的机会，让你们通过实际行动证实谁才是饿死百姓的真凶。 杀掉几亿孩子，够残忍不？？是证明不？？ 杀学生，杀百姓，够残忍不？？是证明不？？ 让百姓再次做妓女奴婢劳工、让精英官本位权钱关系互联网上无恶不作、让旧社会再来， 够残忍不？？是证明不？？ 两岸这些坏蛋双手沾满百姓的鲜血，他们用实践证明他们真是比鬼子更鬼子的恶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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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就是唯一的祸首。
因为毛泽东从不把人命当回事。 在他眼里：“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罢了。更有甚者，他在莫斯科GC国际会议上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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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任何理由要饿死百姓，
毛泽东却有足够的理由发动文化革命整肃造假抢粮故意饿死百姓的所谓功臣精英， 毛泽东却有足够的理由发动文化革命清理千年酱缸、铲除道德低下、铲除精英代代焦土社会鱼肉百姓的土壤。 毛泽东却有足够的理由发动文化革命在个人财产收支透明基础上落实百姓监督惩戒民主制衡， 以此，彻底杜绝此类焦土社会、鱼肉百姓惨剧再次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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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些吹毛造神之词，“有足够理由”被评为：“假，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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