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白虎通》：“昔孔子约鲁史以修《春秋》。书有褒贬，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夫子所言而作传。今《左氏传》是也。”
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
晋挚虞《左丘明赞》：“丘明作史，时惟衰周；错综坟籍，思弘徽猷。阐明王典，光演春秋；诞宣圣旨，旷代弥休。”
唐刘知几《史通??外篇??申左》：“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之后，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
关于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人，《四库全书提要》说得非常清楚：“《左传》，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汉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传》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子夏，其智一也。”
下面专题说说《左氏春秋》“非左”的一些怪论。
唐代啖助、赵匡独立其说，以为《论语》中所引的左丘明是孔丘 “窃比老彭”（《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注2）之意，换言之，即左丘明是孔子以前贤人，如果是作《左氏春秋》而比孔子年少的左丘明，则不会得到孔子如此认同、崇敬。啖助、赵匡等人的所谓证据只是一种臆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妄断。今查，孔子一生钦敬人中不止前辈如老彭、伯夷等人，比孔子年少乃至孔子门人也多享赞誉。如《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在孔子眼里颜渊才德胜于自己。《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又：“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在孔子眼里，颜渊简直是仁的化身，仁的榜样。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亿，度也。）则屡中。’”古语：“国有颜子而不知，有国者之耻！！”（引自《世说新语》注）纵观一部《论语》，所谓学，指的都是学做人，而非后世专指读书为学。在孔子眼里，颜渊简直就是学做人的典范，是第二个圣人，真正的仁人、贤人、完人！！孔子自愧不如的颜渊比孔子整整少了三十二岁。由此推之，孔子对时称“鲁君子”左丘明的人格表示钦敬与赞许岂不是在情理之中？？左丘明比孔子也只少了二十岁！！再如《论语??雍也》：“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在孔子眼里，弟子冉雍的德行与才华堪当诸侯大任而治理一国，冉雍也比孔子少了二十九岁；《论语??先进》：“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又：“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对冉雍的德行与才能、对闵子骞的孝行与持重深虑，无不在赞赏与认同之中，然闵子骞也比孔子少了十五岁。依啖助、赵匡之论，颜、冉、闵三弟子岂不也在“窃比”之列？？
宋代郑樵的《春秋传??左氏非丘明辩》更举出八证，谓作《左氏春秋》的左氏为战国时人。主要证据有：一、《左传》记有孔子去世后七十八年中（记者按：事实上《左氏春秋》较《春秋》记事只多出二十六年），如韩魏智伯之事，如果左氏为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孔子死后七十八年的左丘明不可能著书。郑樵的言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春秋》本身也记载到孔子死后，如郑樵所论可信，那么《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又是从何而来？？孔子作《春秋》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死日也写上？？对此只有一个肯定解释，这就是那些《春秋》文字是后人所续，而绝非孔子所为。此种情况也见于《公羊》《谷梁》两传。以《公羊》为例。戴宏序《春秋》传授说道：“子夏传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地，地传与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据此，则公羊氏五世传《春秋》，直到汉景帝时寿与胡母子都才将《公羊传》著于帛书，而其时的《公羊传》已断非子夏或公羊的《传》文全貌了。那么《左氏春秋》的后续文字是否也有着同样的情况呢？？对此元代黄泽说道：“左丘明是史官，又当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而况《左氏春秋》也只比《春秋》多记了二十六年，其时的左丘明才七十六岁。郑樵顾此失彼的所谓证据实在不堪一驳。二、郑樵的另一证据是“腊，秦惠王十二年初腊，郑氏（郑玄）、蔡邕皆谓腊于周，无明文。”所以郑樵断定《左氏春秋》作者当是秦惠王之后，即战国时人（注3）。其实“腊”字本无特别意义，只是腊祭的名称。腊与狩猎有关，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清人黄奭说：“三代名腊，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腊，总谓之腊。”（黄奭《黄氏逸书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是说秦本西戎之国，它起始的礼仪制度本不与中原相同，诚如张守节《正义》所说，到秦惠文王时始效中国为之。这就说明在秦效中原之前，中原已有腊祭，秦国至秦惠王时才仿效中原始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由此，郑樵所谓“腊”为秦礼之说，不可取信。三、郑樵说，左氏师承战国时邹衍“五德终始”之说，所以才有“帝王子孙”称谓出现在《左氏春秋》中，对此元代黄泽反驳道：“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为有天下之称也。”郑樵不深思则谓秦始称腊，而乱说左氏为邹衍子弟，据此以疑《左氏春秋》，这又有多少信度！！“非左”的所谓证据大都如此，不一而足。一条完备法则，这就是从远而不从近。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人，司马迁、班固、刘歆等人去后人最远，而距左丘明最近，他们所采据的资料或听传世之说比后人要丰富得多，其论从而也更为可靠，且两汉魏晋以来儒者对此并无异议，怎么能被啖助、赵匡等人的郢书燕说、肆意新奇所惑，又怎么能为郑樵的一叶障目、片面不周的“所证”掩盖？？

事实是“君”字变成“尹”字，那是因“君”下面“口”被磨损而缺如，而决非左氏之妄。《公羊》与《谷梁》及其追随者如此来附会、穿凿与望生史实，岂不深险太甚！！而“《公羊》、《谷梁》所据之事多出于流传，并未亲见鲁国国史，故二传所载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间却有老师宿儒相传之格言，赖此二传以传于世，辨之亦易也。较之《左传》记事有本末，真可以发明圣经，则去天渊矣！！” （元赵汸《春秋师说》上卷）
以上是旁证。直接证据是清人马骕《左丘明小传》里的一段文字：
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当为宰，即相），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臣丘，其圣人与？？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不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小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与逃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子为司徒。《左传事纬前集卷一》
左丘明讽喻鲁定公阻召三桓动议，不独出清人马骕，再向前追溯，宋代也有同样记载，这就是宋人孙逢吉撰写的《职官分纪》，其记与马骕同。对此，怀疑者以为此段狐、羊之喻颇有战国策士味道，且“司徒”不见于《孔子家语》，故断定是战国时文字。《孔子家语》并不就是孔子记录的全部，且有王肃伪作嫌疑。以现存《孔子家语》有或者无来判断孔子行事，并非唯一根据。至于讽喻的文字，《左氏春秋》中也并非全无，如《左氏春秋》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讽喻，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将所说故事事理推及到要述说的事物之中。如昭公廿九年：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辛来！！昔叔向适郑，鬷蔑恶（恶，丑也），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鬷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扬，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行乎！！敬之哉！！毋堕。”
岂不讽之又讽，喻而又喻？？讽喻，并非战国时才有。且看楚国《梼杌》一段：
庄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士庆部左右君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谏？？”左右曰：“子其入矣！！”士庆入，再拜而进曰：“隐有大鸟，来止南山之阳，三年不飞不呜，不审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庆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愿闻其说。”王曰：“此鸟不飞，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慝。是鸟虽不飞，飞必冲天，虽不鸣，鸣必惊人。”（《楚史梼杌??隐戏》明吴琯校订，商务印书馆本）
须知任何风格文字决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必植根于前代文字土壤之中。战国文字同样是在吸纳春秋文字养分之后渐渐生成的。退一步论，上述左丘明的讽喻即便是战国时人的，那也至少说明，战国时人对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且共事一主并无异义。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且共事一主已得确证，这就为考证左丘明的生年行事奠下了基础。

三 左丘明行事述征
（一） 左丘明生年考述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且共事一主；倚相为左丘明之父，且有确凿仕楚纪年。记者断定左丘明生年约在鲁昭公十一年（注9）（周景王十四年，楚灵王十年，即公元前531年），少孔子约二十岁。以孔子为参照。孔子父亲叔梁纥嫡妻生有九女，无子。其妾生一子孟皮，有足疾。再娶颜氏女徵在（《史记??孔子世家》以为野合），生孔子。孔子生时，叔梁纥已六十七岁。孔子十九岁娶亓官氏，二十岁生子鲤。（参见宋人孔传《东家杂记》卷上，《四库全书》本）。应该说孔子娶妻生子鲤是为平常，而叔梁纥六十七岁生得孔子是为特别。因为古籍、传说并未闻倚相特别，因此以倚相二十几岁生得丘明，留出倚相子女排行误差，那么倚相约在二十六岁时生得丘明为是。又，倚相在楚先后事灵王、平王、昭王计约卅九年，如果倚相是在二十八岁时仕楚，左丘明其时也只有二、三岁。故断定左丘明的生年约在鲁昭公十一年前后，即公元前531年左右。
（二）左丘明少年时期考述
左丘明出生在小邾国之东蔇，其少年时代也生活在小邾国之东蔇。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岁时去齐求官，至鲁定公元年，四十三岁返鲁，其间八年，并没有妻子相随。孔子自五十六岁去列国求官，至六十八岁返鲁，其间长达十二之久，同样未携妻子。此只是一例，只要翻检《左氏春秋》，均不见有其他人携妻子求官的成例。因此倚相去楚时不带妻子则在时俗之中，也就是说倚相虽仕于楚，左丘明母子仍然留在东蔇。唐人贺知章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大凡一个人的语言形成，均在少年时期，而至老不改。上世纪廿年代，瑞典学者高本汉撰有《左传真伪考》（三十年代由陆侃如翻译，并参入高氏另作，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书名为《左传真伪考及其它》）。高氏从语言（用词用语的不同）角度将《左氏春秋》、《论语》、《孟子》三书作比较。其中有：
比较词语 左氏春秋出现次数 论语出现次数 孟子出现次数
若（假设） 334 2
如（假设） 3 17 37
若（某）何 82 0
如（某）何 2 24 20
若（像） 3 13 71
如（像） 199 69 50
不（弗）如 102 12 12
（表内只是高本汉举例一小部分，其余不再罗列）
暂不说高氏结论如何，单从高氏所列众多用词不同上则可看出《左氏春秋》语法基本一致，这不止说明《左氏春秋》少有外人参杂，而且左丘明所在小邾国与鲁国本土成长的孔子（《论语》虽为弟子记录，其原话不会相去甚远）、孟子语系也有所不同。如同今日一样，曲阜兖州一带属鲁西语系，而峄县属苏北语系。左丘明的语法植根于小邾故土，此其一。其二，邾与小邾，父子之国，象这样先为采邑，很晚才得子爵的国家，在春秋的“国际舞台”上本应该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注10），然而在《左氏春秋》中所占笔墨却俨然大国，这些则又说明了他的少年乡土情结。

（三）左丘明青年时期考述
前面已经说过，楚国郢都（楚文王定都于郢，即湖北江陵之纪南城）去小邾国虽相距千里，然小邾去楚国地界却一步之遥，因此青年左丘明屡屡赴楚，不仅为了探父，也是为了周游，古今有志青年无不如此。《左氏春秋》里众多鬼神巫手术恰恰是左丘明熟谙楚国风土迷信的痕迹。
孔子不言鬼，对鬼的解释也很干脆。他说：“鬼者，归也。”即人死之后回归于土。鬼即神，神亦为鬼，贤人、圣人死后为神，一般人死后为鬼。清钱大昕说：“人不忍忘其亲，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礼。经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一部《论语》言及鬼神也只有四处，而且用的是同一意义。如《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意为：祭祀的不是自己先人，那是诌媚求福。）《雍也》：“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意为：恭敬鬼神虽相去遥远，但心怀虔诚，就是智。）《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意为：对于禹真的无可挑剔。节食来祀奉先人，缩衣而置礼服，不顾低矮宫室，却致力治理田间水沟。我对大禹，无可挑剔。）《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为：子路问祀奉鬼神的事。孔子说，侍奉生人尚谈不上 ，还谈什么死人！！）对于鬼神，《孟子》一书更是只字也无。而《左氏春秋》却不然，以鬼神为话题的地方就达六十四处之多（同一话题含多个“鬼、神”字只算一处），以出现次数算：“鬼神”25次，“鬼”字8次，“厉鬼”1次，“神”字76次，“明神”8次，“神人”2次，“大神”2次，“河神”1次，“汾神”1次，“山川”1次，“星晨神”1次。这若干“鬼神”之中意义与《论语》相同也只有屈指几处，其余皆是“真鬼真神”，也就是荆楚迷信的鬼神。至于《左氏春秋》中的其它怪异，诸如梦魇（如晋侯梦大厉、吕錡梦射月之类）、复苏（如宣公八年的奏谍）、妖怪（如石妖、蛇妖）、报应（如申生显灵、结草老人）等等，则更是《论语》乃至先秦儒家所不齿。凡此，只能说明左丘明有着另一种生活与成长之路。
早在三苗、百濮时代，巫风就弥漫于荆楚大地，迷信鬼神，崇尚祭祀，恒歌长舞，以娱鬼神，成为人生第一需要。东汉王逸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王逸《楚辞??九歌》注）。荆楚鬼神比儒家鬼神概念内涵要大得多，儒家鬼神只是指死去的先人，而荆楚鬼神除儒家这一意义外，已经扩展到山川万物，且不只有尊贵与卑下之分，另有“厉鬼”、“明神”的善恶不同。荆楚巫手术以为人可操纵鬼神，令鬼神为人的安心立命开出一条光明大道，而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以至顺天由命。如少师请随侯追击楚师，季梁止之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氏春秋》桓公六年）。不止人可主鬼神，人神还可进行交流。如“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左氏春秋》僖公二十八年）等等。三十多年前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就有专讲巫手术占卜的《日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墓主人为秦国人，死后将此书携之于冥间，足见对其影响之深。《左氏春秋》里所有巫手术占卜等迷信同样来自荆楚濡染，而这决不是读了《日书》等简册所能形成的，如未有较长时间投地随俗，万不能致此之深。在这一点上，左丘明与云梦睡虎地那位秦人墓主又何其相似！！结论是左丘明的青年时代不止来往于小邾与楚之间，而且更在楚国生活了多年，在其人生旅程已经将心灵触角深入到楚国的信仰理念之中！！《左氏春秋》中上述载记，虽然出自于所记人物言行，然而却也反映出左丘明史作的取材迷信与理念。对此，公羊派范宁攻击左丘明为“诬”，清人赵青藜说：“岂有诬哉，亦求其艳且富焉可矣！！”（《读左管窥??左氏好怪辨》商务印书馆版）
邾与小邾，在《左氏春秋》中所用笔墨不亚于准超级大国，那是左丘明故国故土。同样道理，楚国对左丘明说来同样有着难以割舍的缘分。这些都不能不在《左氏春秋》中不自觉地流露，“梼杌，四凶之一，言顽凶无梼匹也。楚国之史名曰梼杌，以记恶为主。”（《春秋左传详节句解序》宋朱申注）《左氏春秋》流着楚国史官倚相史作、流着左丘明青年时期在楚地形成的鬼神理念的血液，则是十分自然的事。

（四）左丘明任鲁国太史考述
楚国史官有左右史，鲁国史官则只称太史，《左氏春秋》昭公二年有“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是其证。左丘明何时出任鲁国太史的呢？？记者以为当在鲁定公六年，左丘明其时约27岁。这一年（楚昭王十二年）因为楚国屡吃败仗，郑国趁机灭掉楚的属国许，接着吴太子终累大败楚国水军，俘获潘子臣等七位楚国大夫，楚国陆军在繁阳败于吴国而丢城失地，一时间楚国上下风声鹤唳，“大惕，惧亡”，楚国国都也不得不由郢迁至于鄀（鄀，湖北宜城东南。由江北迁至于江南，见《左氏春秋》定公六年）。鲁国的情况相对好些，这之前鲁昭公薨于乾侯，鲁定公即位，结束了昭公长达八年流亡齐、晋，而鲁国无君的尴尬局面，其时孔子也结束了八年齐国求官生活，返回鲁国。楚国动荡，鲁国走上相对平静，这自然是倚相考虑左丘明仕途何去何从的选择条件。其次，鲁国毕竟是“周礼尽在”的礼仪之邦。韩宣子看到《鲁春秋》之后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唐人房玄龄谓：“《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诸侯之国史也。”（房玄龄《管子》注）韩宣子赞叹的是鲁国的史记完全按照周公的成法，不走样。足见鲁国史记与别国迥然不同。而矢志于史作的倚相与左丘明父子，选择鲁国这样一个有成法邦国，岂不更能名垂后世？？须知，此时的左丘明恰为风华正茂之年，仕途起点的审慎选择，古与今是一样的。
左丘明于鲁定公六年赴鲁，在《左氏春秋》中也还可以找出旁证。以“不书”为例。《左氏春秋》中的“不书”，皆为解释、说明文字，而要强调的“不书”，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对《鲁春秋》，即孔子笔削之前的鲁国史记做解释（大凡“无经之传”系此）；二是对《春秋》，即由孔子笔削之后的经文的解释（大凡有经之传系此）；三是《左氏春秋》自述事实本身需要的脚注。现将《左氏春秋》中鲁国十二公出现“不书”次数统计如下：
隐公16次 桓公2次 庄公1次 闵公1次 僖公10次 文公14次 宣公2次 成公2次 襄公12次 昭公1次 定公0次 哀公2次
在十二公中，唯独定公“不书”为零。而其时正是左丘明出任鲁国太史期间，所书史策已经清清楚楚，无需外加解释。应该看作左丘明自信的表现！！再看哀公两处“不书”，第一个“不书”是：
哀公元年：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这是段“无经之传”，非但无经，鲁国的史策也断无此段文字。因为左丘明说得很明白：吴国侵入越国，是因为吴越两国均不赴告，不赴告，史官则无权、也没义务书之于鲁国史策。《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韩诗外传》第十八）不当书于史策而书之，则是有违成法。但作为《左氏春秋》则又不可不对此给予忠实记录。文字简约，那是因为身为太史的左丘明自己对事实的原委也不甚了了所致。哀公的第二个“不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言不葬小君。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絻，放绖而拜。
这是一段“有经之传”，经文是哀公十二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此一段文字与隐公三年“君氏卒”一段传文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仔细把玩却又大不相同。前者是对前史策书的解释，此处当为对自已策书的说明。对于孔子及季氏的临吊细节，如果左丘明不亲临现场，决不会如此细腻而周翔。

（五）孔子《易》趣源于左丘明考述
左丘明出任鲁国太史官时，鲁国的情况是：其一，国家大政由季桓子为首的三桓把持，清人马骕说道：“哀公之世征伐盟会自三桓出，争城攘地为三桓有，三桓所欲，公不得而知也，鲁几无君哉！！”（《左传事纬》卷十一）事实上此种局面早在定公时就已如此，大权旁落在三桓手里，而三桓实际上又被“陪臣”所掌控。季桓子家臣阳虎囚季桓子，逼其盟誓乃至与鲁君、三桓盟誓即是一例。其二，孔子由齐国回到鲁国之后，阳虎虽邀过孔子出仕，终因深痛鲁国“君臣上下皆失其正”，从而对仕途心灰意冷。其时的孔子，一方面，致力与鲁国礼乐官员论乐礼，整理《诗》、《书》、《礼》、《乐》。另一方面，忙于收授四面八方纷至踏来的门徒。应该说这是孔子最为惬意，也最有成就的时期。对于孔子这样一位“国际名人”，左丘明来鲁为太史官，自会有求教与来往！！
晋人杜预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春秋左传自序》）。此话并不准确，因为没有一部古籍将左丘明列入孔门弟子之中，历代学统之书，也没有一部将其纳入儒家“正统”之中，充其量为“副统”（见清熊赐履《学统》）。左丘明来鲁时已经是太史官，而孔子虽然已有名声，但却还是一介布衣，即使后来有同观鲁史《春秋》之事，也还未见左丘明有昄依孔门的记述。所以，左丘明与孔子自始至终是一种“同圣”同心的朋友关系。对此，宋人刘敞说道，如果左丘明受经于孔子，“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丘明，丘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然，丘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刘敞《春秋权衡》卷一）
左丘明与孔子的学手术交流始于《易》。应该说，左丘明对于《易》与占卜是超凡的，这在《左氏春秋》中反映得特别突出。左丘明黯熟于《易》不只承继父亲倚相《八索》的传授，也来自身在楚国时的濡染。而这之前的孔子热衷的是演“俎豆”、习礼法，“克己复礼”，对《易》则少见于《论语》记述，唯一一次提到《易》的地方，恰恰是在左丘明来鲁之后。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见《论语??述而》疏，四库全书本）。为什么呢？？“五十者知命之年，而《易》者穷理至命之学也。”（宋罗泌《路史》卷十四）说这话时孔子正四十七岁（见《为政》、《述而》疏），即左丘明来鲁国的当年。通察《论语》及有关史书，除左丘明外，没有一个人敢在孔子面前说《易》的。由此可知，孔子的话正是在与左丘明论《易》时说的。为什么要“加我数年”（意即等我数年）呢？？因为孔子其时正在忙于修订《诗》、《书》、《礼》，《乐》。用现在的话说，他正在整理编写教材，以备教学急需。他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没有食言，这之后，孔子果真痴迷了《易》，且到了“韦编三绝”的地步，最后还为《易》作《传》（注11）。这一年，孔子正好五十岁。孔子的好《易》得之于左丘明，不容置疑。

（七）《左氏春秋》起笔于孔子笔削鲁国春秋之前考述
孔子摄行相事，立诛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三个月后，“鬻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途），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家语》）这使得齐国大为震惊，认为如此下去，鲁国必霸，鲁国称霸，则齐国必然受到威胁。于是选了齐国八十位美女，“衣文衣，舞康乐”，另加三十匹骏马，浩浩荡荡开进鲁国，当权者季桓子与鲁定公欣然受之，终日怠于政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晋杜预《春秋释例》卷四）孔子三谏而定公不从，这对孔子无疑是当头一棒！！子路说：“夫子可以行矣。” （参见宋胡仔《孔子编年》）于是孔子由此开始长达十四年周游列国漫漫求官之路。
孔子的出走对左丘明来说是不小的震动，在他把持的鲁国春秋没有记载，因为那是鲁史《春秋》专记“齐桓、晋文之事”（引《孟子??离娄下》语，引此义为专记君侯），其情可原，但在《左氏春秋》中也未留下一字，这不能不令人惴测其内心的隐痛之情。然而左丘明与孔子所追求的毕竟不完全相同，孔子走的是一条求官复礼之路，左丘明追求的则是史家的责任与不朽的史作。孔子出走之后，尤其是他经历鲁哀公三年鲁宫室那场大火之后，越发激起他作为太史的责任感与写作欲望。其时，他的父亲倚相也由楚国回到小邾国之东蔇，左丘明的理想与志趣，受到倚相的肯定与鼓励。于是他便利用史官的方便条件，以鲁史《春秋》为纲，旁搜百征，包括从他父亲倚相那里所得，筹备并开始他《左氏春秋》的不朽著作。此时当在左丘明约四十三岁。即鲁哀公四年。因为之前的一年五月鲁宫的那场大火，太令人惊心动魄了：有人在鲁宫纵火，延及到宣公、僖公两庙成灾。（《左氏春秋》宣公十六：“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左氏春秋》对此次火灾作了大段绘形绘心的描述，而整篇关注的是典籍史策的抢救。作为太史，对其触动绝非一般，这大概就是《左氏春秋》写作的直接动因。因为简策典籍毁于一旦，对于一个史官将是终生遗憾。
《左氏春秋》始作于孔子笔削鲁史而成经《春秋》之前，其旁证有：
第一，《左氏春秋》与《春秋》向为单行，只是到了晋代才由杜预将两书合为一书，即先“经”后“传”。如果《左氏春秋》写作起始就是为解孔子笔削后的《春秋》，那么也应该与杜预《经》《传》合并后的体例一致才是，然而《左氏春秋》并没有如此体例。
第二，如果说《左氏春秋》是为孔子笔削后的《春秋》所作的“传文”，那么，“经”与“传”应该弥合得十分融洽、得体、就象《公羊》《谷梁》与《春秋》那样一对一地解释，不应有大量的有经无传、无经有传、合经而传、经传不合，乃至于思想、理念上的矛盾才是。
第三，正由于上述种种不相吻合，于是“非左派”们则进而否定《左氏春秋》不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如明人郝敬说：“踳驳舛谬不可胜数，岂亲圣训见而知之者欤？？”连今人杨伯峻、童书业（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也认为不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进而断定是战国时吴起所为。殊不知“非左派”恰恰为《左氏春秋》写作于孔子笔削《春秋》之前提供了旁证。
春秋时无纸，《左传序》：“大事书于策，小事书于简。”简策与牍是书写载体。简策就是竹片，需要“汗青”并刮削到一定尺寸方可书写。椟就是木片，同样需要刨平并制成一定规格尺寸（注12）。“古人是竹书简帙，重大其成。”（元黄泽语，见《春秋师说》）写作是一件相当艰苦与麻烦的事，试想，长达二百五十余年历史，洋溢十八万余字的《左氏春秋》，不要说资料的来源、阅读、取舍、照应，单就书写一项也非一时之功。《左氏春秋》写出大概，孔子方归于鲁，方有笔削鲁史之意，其时《左氏春秋》已经很难与笔削之后的孔子《春秋》相为机杼了。“非左派”不明这一层，从而生出种种不实之辞，不足为怪。

（八）左丘明作《左氏春秋》与孔子笔削鲁史《春秋》考述
孔子结束长达十二年飘零浮海的求官生活，回到他的出生地鲁国，这一年是鲁哀公十一年，孔子也年在六十八岁高龄，应该说身心相当疲惫。《史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回答得十分干脆与凄楚：形不似，而心似！！处处为诸侯着想，时时为修复周公之治，而却四处碰壁，精神的凄凉、彷徨、零落与无奈，全在一个“丧家之狗”的比喻之中。
孔子回鲁国之前，并没有修春秋之意，回来之后，为什么对修史感兴趣了呢？？古籍将其诱因归于哀公西狩获麟。《史记》是这样说的：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於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襃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认为仁兽出现只是虚应，为什么呢？？因为麟是仁兽，有王者才出现，无王者则不出现。孔子说过：“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见《左氏春秋》成公二年）而麟的出现，则是名与实都废，于是他要出来正名。加上他深伤自己终生不遇，无颜见于世人，也就产生根据鲁史而修《春秋》的念头，以此来治乱臣贼子奸名犯分之罪。对于孔子笔削鲁国史记的动机，后世儒家虽有多种说法，但大致不出《史记》这段话。至于孔子的经《春秋》笔削在前，还是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写作在前？？司马迁说得也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左氏春秋》是解经《春秋》的，所以必先有经《春秋》，之后方可有解经的《左氏春秋》。其实这只是情理上的说法，因为司马迁《史记》成书时，是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手术”之后，孔子名声大噪之时。正因为上述种种，而将孔子笔削鲁史来自左丘明写作《左氏春秋》的直接诱因掩盖了。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经各种材料综合分析，记者认为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孔子出行列国求官之时，这一阶段《左氏春秋》所依据的纲目是鲁史《春秋》；其二是孔子返鲁，孔子笔削鲁史成经《春秋》之后，这一阶段《左氏春秋》所依据的纲目是鲁史《春秋》与孔子笔削后的经《春秋》。细观《左氏春秋》，释鲁史《春秋》的成份远多于经《春秋》，只不过有了经《春秋》之后，左丘明更加注意孔子笔削鲁史的初衷，即尊周公策书成法凡例，“据行事、仍人道，褒讳贬损”罢了。
今人杨伯峻认为孔子不曾笔削过春秋。他说，如果说孔子与鲁史《春秋》有些关系，则“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春秋左传注??前言》）。鲁史《春秋》是周公封鲁至孔子生前的整个鲁国史记，杨伯峻的说法如成立，记者不仅要问，第一，孔子是拿整个鲁史教授学生的，还是只截取隐公至孔子生前这一段鲁史来教授学生的呢？？如果是后者，孔子为什么只选取这一段？？第二，国史简策这样极端机密文件怎么可能原封不动地搬出做教材？？一向尊周守礼的孔丘怎么敢如此妄为？？第三，这样的教材如无解释，不要说后人读不懂，时人也会被掷入云里雾里。明白地说，孔子笔削之后的经《春秋》绝非鲁史《春秋》的克隆版。孔子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滕文公下》）第四，孟子去孔子最近，《孟子》两次明言孔子作《春秋》（见《孟子??滕文公下》与《孟子??离娄下》）。杨氏因孟子用了一个“作”字（注13），从而否定孟子的记述，进而否定孔子修《春秋》为虚假不实之说，杨氏度己之迹而削他人之足，实在过分了。

真要计较起来，“修”与“作”都不准确，古籍所说的“笔削”也只是面对于文字载体竹简的“填”与“删”的形象说法，决不说明孔子真的在原鲁史简策上刮削与添补。而是简约其文，将史实化为判辞，书于另简。换言之，经过孔子“简约”之后，抄于另简，而原始鲁史《春秋》仍原封未动地保存着。《史记》有“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吴太白世家》）司马迁所说的“《春秋》古文”就是鲁史《春秋》，因为单就后世存在的经《春秋》，怎么读也读不出司马迁“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来。对于“《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十）有人指斥《春秋》文风与体例不统一（见杨伯峻《春秋左氏传??前言》），那是不明孔子笔削《春秋》，只不过是据自己的理念需要摘录，简约成判词纲要而已。举个例子：
僖公二十八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正义曰：“晋侯所以召王，志在尊崇天子。故改旧史，隐其召君之阙，以明晋侯之功德。功德，谓尊事天子是也。丘明为传，所以写仲尼之意。凡所改易，皆是仲尼。”
这虽然是孔子与左丘明同观鲁史时所定的调子，但也说明孔子对鲁国旧史并非无动于衷，而必有删削与改动。对此清人赵翼说：
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其书鲁隐公及邾庄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也；书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虞师灭夏阳也。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杜预所谓推此可以知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而孔子删订《春秋》之处，亦即此可见。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公羊传》谓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陨如雨。是亦可见圣人改削之迹。（《陔馀丛考??春秋》）
孔子是人，而不是神，即使孔子平日十分留意各国之史，也不可能胜过史官掌握的丰富与详尽。况且孔子自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之后接触鲁史《春秋》，到哀公十六年四月去世，前后也只有两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要教授大量弟子，一要要翻检几百年的旧籍简策，其难度可以想像得到。清人袁谷芳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清袁谷芳《春秋书法论》）如将这段话改为：“《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约成纲目藏之，以备传信。” 如是，则更贴近事实！！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今察各种古籍，知孔子尚未 “传信”----即还没来得及传授给弟子就去世了。即便如此，但孔子笔削之后的《春秋》却在，所以鲁君子左丘明担心孔子“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从而在《左氏春秋》后续写作之中，也尽量向孔子笔削之后的《春秋》靠拢，从这个意义说，司马迁将孔子笔削鲁国《春秋》列在前，将左丘明《左氏春秋》列于后，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