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方系屡屡露脸，贴个JY薛涌的评论南都的文章吧，JY们别喊，薛涌可是在兹油民煮的美利坚发的贴哦
　　我最近终止了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这一决定不能说不痛苦。多年来，我和该报合作甚为融洽，一直将之视为在中国最为敢言的报纸。该报评论版的编辑，个人素质在中国报业中也可谓鹤立鸡群，我一直十分珍视和他们的关系。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由此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否有既得利益？媒体监督社会，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自律？为了帮助公众和媒体思考这一问题，我不妨将此事的前前后后作一个交代。
　　不久前，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矛头指向茅于轼不久前在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众所周知，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篇文章中则又声称："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我在文章中，主要指出了茅文的几个事实错误。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日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ＧＤＰ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预言。
　　当然，茅于轼编造出"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的话来，也并非出人意料。第一，他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教科书上抄来的，自己已经被洗脑。第二，则是出于他"为富人说话"的需要，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百姓的头上。所谓"仇富"导致贫困之说，任志强早就说过。我也早作了反驳。你看看有几个中国人恨姚明？他不过就是能把一个球装到筐子里，怎么能富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对此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意。相反，大家都是他的粉丝、以他为荣耀。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正当得来的财富从来不仇恨，仇恨的是不义之财。有些正当致富的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其实和一般小民百姓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一样，是我们国家法治不健全之过，怎么能让同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担当责任？"先保护富人"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如同体育比赛，在同样的规则下，总有胜有负，有金牌银牌，有刘翔、姚明，也有生活无着落的末流运动员。在这个意义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说规则应该先保护那些跑的快、个子高的人，那还有公正的竞争吗？如果法律将富人优先保护起来，穷人则等而下之，难道穷人不该仇富吗？
　　这就是我的道理。我还告诫《南方都市报》，请名人写文章应该负责。茅文通篇没有证据，信口开河，"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这类刺激性的语言，在当今社会公平问题严重的时代，对穷人有侮辱性，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比如，在美国的媒体上，你很难想象有知名人士会这样说话。如果有时有人不小心这样说漏了嘴，也会招致全国的抗议，要不停地澄清、道歉，有的甚至为此丢了工作。我们的报纸有保护弱势的责任，不应该纵容这样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