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朝廷有马坊使的设置，后唐明宗之初，改马坊使为飞龙使，长兴元年七月，又分飞龙院为左右二院。《资治通鉴》卷274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监牧》。宋太祖时仍相沿未变，到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改飞龙院为天厩坊，雍熙二年，又改为左、右骐骥院。《太宗皇帝实录》卷34，《玉海》卷149《马政下》均记为雍熙二年十月，《宋史》卷198《兵志》一二记为雍熙四年，误，不取。“国马之政，皆骐骥二院监官专之。”《玉海》卷149《马政下》。随着马匹的增多，监牧之事逐渐繁多，于是在咸平三年始置群牧司，“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为判官”《宋史》卷198《兵志》一二..景德四年，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自是率以枢臣专领，以重其事”《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群牧司设使、副使、都监、判官等官。其职掌是：“掌内外厩牧之事，周知国马之政，而察其登耗。凡受宣诏、文牒，则以时下于院、监，大事则制置使同签，小事则专遣其副使。都监不备置，判官、都监每岁更出诸州巡坊监，点印国马之蕃息者。左右骐骥院勾当官各三人，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掌牧养国马，以供乘舆及颁赐王公群臣、蕃夷，给骑军厩置之用。”《文献通考》卷56《职官考》一○，卷62《职官考》一六。这样，自骐骥院以下及各州监牧，凡涉马匹之事统归群牧司管辖，为北宋马政系统之最高机构。元丰五年改行官制，将群牧司隶属于太仆寺。崇宁二年又规定：“太仆寺依旧制不治外事，归尚书驾部；应马事，上枢密院所隶官司。”以上见《玉海》卷149《马政下》；《宋史》卷164《职官志》四。据《宋史·职官志》二载：枢密院下属有支马房，“掌行内外马政并坊院监牧吏卒、牧马、租课”。引文所说的枢密院所隶官司，当指此。南宋建炎三年四月，“并太仆寺于驾部”《玉海》卷149《马政下》..以上只是机构归属的变化，并不是马政管理系统的削弱或对马政重视程度的减轻。
　　为了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宋代还设有许多专门机构。如牧养上下监，“掌治疗病马及申驹数”；估马司，“凡市马，掌辨其良驽，平其直，以分给诸监”；卖马务，“掌受退而出市之”。即把诸蕃部入市的马匹中，不合规格的驽马转卖给民间饲养。以上见《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宋史》卷164《职官志》四、卷198《兵志》一二。神宗熙宁七年，又创置提举茶马司，其中买马司专掌招买西北诸蕃马。

　　对于分布在京城之外的诸州牧监，规定由当州知州、通判兼领之，“诸监马置勾当官二员，又置左右厢提点”《宋史》卷198《兵志》一二..每监根据所牧马匹的多少，配备有饲马兵校若干人。这样，就形成了上下完善的一整套马政体制，以保证马匹买卖、牧养、治疗、取用的顺利进行。

　　监牧制度的完善。北宋代周之初，“时诸州监牧多废，国马无复■息”。宋太祖整顿监牧，“始置养马二务，又兴葺旧马务四，以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诣边州岁市马，自是闲厩之马备矣”《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太平兴国四年，北宋出兵灭亡北汉，并乘胜进攻幽燕地区，得到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余匹，“始分置诸州牧养之”。次年，于诸州“择丰旷地置牧龙坊八，以便牧养”《宋史》卷198《兵志》一二。另据《玉海》卷149《马政下》载，太平兴国五年始称马务、马监为牧龙坊..经过太祖、太宗及真宗初年的努力，到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宋朝监牧已颇具规模，京畿地区计有左右天驷监四，左右天厩坊二，统隶于骐骥院；在外之监共十六个，分布在黄河南北地区，即河南洛阳监、大名大名监、?BC3A?州广平监、卫州淇水一二监、郑州原武监、同州沙苑监、相州安阳监、澶州镇宁监、邢州安国监、郓州东平监、中牟淳泽监、许州单镇监、滑州灵昌监。《玉海》卷149《马政下》。据《宋史·兵志》一二载，淇水监分为第一、第二，原武监《玉海》记为广武，亦据此书改。“又有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南方泉州、福州、兴化军一带亦有监牧，其中泉州有浯州、列屿二牧，福州有水峭、龙胡、沥畸、海澶四牧，兴化军有东越、侯屿二牧。《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当时，“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余万匹，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宋史》卷198《兵志》一二。，宋代马政之盛极于此矣。

　　宋朝诸军之马，“皆本军饲养也”。在外屯戍者就近放牧，禁军之马“每至三月分出于近京州郡放牧，至九月复还本军。”《太宗皇帝实录》卷31。不论内外坊、监还是诸军牧马之地，均“自畿甸及近郡，使择水草善地而标占之”。其牧地最多时是在淳化、景德年间，坊、监和诸军班共计98700顷。《宋史》卷198《兵志》一二。此后，由于坊、监废置无常，经界不明，加之侵冒者的蚕食，牧地渐缩，终两宋之世，再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凡坊、监牧均置有凉棚、泉井、马厩等设施，“春夏出牧，秋冬入厩”《玉海》卷149《马政下》..每岁按马数和牧马人数的多寡，拨给相应数量的草、麸料、盐、油、药、糖等类物资，条教?其备。?

　　骐骥院所管坊、监马匹，大中祥符元年规定，皆春季出牧，孟冬则分别其羸病，就栈饲养，“其尚乘之马，惟备用者在焉。”次年又规定，骐骥院马数必须“旬奏月比”，在此之前则是每日必奏，《续通鉴长编》卷72；《宋史》卷198《兵志》一二。可见宋朝对马匹增减之重视程度。对于诸外监之马的增减，也有详细的奖惩条例。如大中祥符元年制定的“牧监赏罚令”规定：“外监息马，一岁终以十分为率，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俸，余等第决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给赏缗有差。凡生驹一匹，兵校而下赏绢一匹”，“三岁都比，以该赏者闻”。天圣七年改为从通判到官之日起，记录所辖马匹，“岁一考之，官满，较总数为赏罚”。生驹不到四分者，罚；生驹多、死数少者，赏。北宋以大名府、■、卫、相等州七监为孳生监，作为主要繁殖马匹之地，选择良种善马，“合牝牡为群”。群牧司判官每年十二月巡行诸监，“阅二岁驹点印，第赏牧兵”。嘉?八年群牧司规定：■生诸监，“每监岁定牝马二千，牡马四百，岁约生驹四百，以为定数”。这次的规定具体简明，易于检查督评。对于新增殖的马匹，治平二年规定：诸监生驹满三十个月，选牡之良者送淇水第二监饲养，满六十个月后，给配诸监为种马；其牝马满三十个月，则本司另立群放牧，满五十个月后，再拨配其他诸监。《宋史》卷198《兵志》一二。从以上规定看，北宋监牧条例已日渐趋于完善。
　　马匹又分为御马三等，给用马十六等。御马为皇帝专用之马，给用马供国家日常各种用途，包括颁赐臣僚、诸军用马、驿铺传送等。宋代国家养马主要满足军事需要，故对诸军配备或补充战马，也有详细规定：“凡配军，视其奉钱之数，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钱自一千至三百，为四等，差次给之，至五月权止。外州军士阙马，先奏禀乃给。”凡阙马军士，“视其阙之多寡，以分数配填”。随着军事局势的变化，各个时期诸路配填的比例也不同。如庆历四年，“诏陕西、河北、河东填五分，余路填四分”。至和元年，“诏军士戍陕西、河东、河北填七分，余路填六分”《宋史》卷198《兵志》一二..
　　买马制度的健全。宋代的买马分为四种形式：一曰券马，即“戎人驱马至边，总数十、百为一券，一马预给钱千，官给刍粟，续食至京师，有司售之，分隶诸监”。一曰省马，即“边州置场，市蕃汉马团纲，遣殿侍部送赴阙，或就配诸军”。另一种称马社，指的是“陕西广锐、劲勇等军，相与为社，每市马，官给直外，社众复裒金益之”。还有一种称括买，指“军兴，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宋史》卷198《兵志》一二。总括起来说，宋代买马不外两种对象，一种是周边少数民族马，主要方向在西北；另一种即国内民间马。太祖、太宗两朝由于战事较多，向周边少数民族买马还未形成制度，故多次括买民间马，以“补战骑之阙”《太宗皇帝实录》卷34..此后虽逐渐减少，但仍不失为补充官马的一种形式。北宋市买蕃马主要在河东、陕西、川峡三路，对象是吐蕃、回纥、党项、藏牙、白马、鼻家、名市诸族。对西南诸族的买马，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因为这里所产之马皆“驽骀下乘”，不可备行阵之用。泸州知州何悫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原以金缯，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手术，意宏远矣。”《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四。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时将这类马统称为羁縻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