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一天，宋徽宗在延和殿单独召见蔡京。
　　宋徽宗说：“昔日神宗创法立制，未尽施行，先帝继位，两遭帘帷变更，国是未定，朕欲继承父兄之志，可是历观在朝诸臣，无人能帮朕实现这一目标，今日朕拜卿为相，不知卿将如何作为？？”
　　蔡京对宋徽宗的知遇之恩很是感激，急忙顿首谢恩说：“愿尽死！！”

　　于是，宋徽宗下诏书，于都省置讲议司，“选天下英才，设官分职，参议其事，兴利除弊。”任命蔡京提举。
　　讲议司的设置，充分表明宋徽宗决心继承父志，走变法改革之路，同时，这也给了蔡京一个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
　　蔡京由此崛起。

　　蔡京的崛起，是他多年追求与奋斗的一个结果，也是当时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
　　蔡京崛起如此之迅速，反映出宋徽宗变法图强的心情很迫切，愿望很强烈。
　　这年，蔡京五十六岁，踏入仕途已整整三十二年。

　　从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到1120年六月蔡京致仕，这十八年是蔡京主政的时代。虽然这期间蔡京也经历了几上几下，但朝廷基本上还是在实行蔡京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应该说这是宋徽宗时代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

　　讲议司是一个推行变法改革的权威机构，类似于当年王安石变法时设置的三司条例司。
　　这是一个拥有几百名官员的庞大团队，在蔡京统一指挥下高速运转起来。
　　简单来说，蔡京变法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经济体制即茶、盐、酒、货币等领域；二是教育体制既学校、科举等；三是民生保障体制即养老、医学等。

　　蔡京踌躇满志，信心满怀，他对各项变法事业都成竹在胸。但他也清醒地知道，变法面临的阻力很大，他要吸取王荆公当年变法的经验教训。他觉得要想赢得变法成功，必须从政治入手，大刀阔斧地彻底清除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势力。

　　元祐是宋哲宗亲政之前的一个年号，所谓元祐党人，又称旧党，是反对变法的政治派别，具体来说，就是指元祐年间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任用的一批大臣，他们以司马光为首，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
　　与元祐党相对立的，是宋神宗元丰年间支持变法的一派，时人称他们为元丰党人，也称新党。
　　宋哲宗亲政后，用元丰党人章惇为相，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放。

　　宋徽宗继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曾启用过元祐党人。1101年向太后去世，元丰与元祐两党即新旧两党斗争激烈，宋徽宗本想调和两派，走中间道路，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
　　1102年宋徽宗将年号定为“崇宁”，意思是推崇熙宁。
　　熙宁是宋神宗用了十年的一个年号，这十年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所以也称熙宁变法。同时，这十年也是宋神宗向西开边的十年，宋神宗将宋朝边境向西推进了一千多公里。

这个，准确吗？？
　　西夏的纵深也没有1000公里吧

宋徽宗使用这样一个年号，很显然是在以此表明心志，即决心推行新法，继续走父皇开创的变法开边之路。

　　其实，曾布在担任右相期间，就已经开始动手清算元祐党了。但与曾布相比，蔡京对元祐党打击的力度更大，态度更坚决，手段更狠毒。
　　1113年正月，蔡京迁升左仆射。他又将矛头对准那些曾经弹劾过自己的台谏官员，有十几个人遭到除名勒停等严厉惩处。

　　从1102年夏天到1104年夏天，蔡京组织力量，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元祐党进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彻底大清洗，总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认定为元祐党成员。

　　宋徽宗下诏：凡是属于元祐党籍之官员，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衔，而且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举。

　　蔡京请宋徽宗将这三百零九人的姓名御书刊石，置于文德殿端礼门外东壁之上，播告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录用”。
　　这就是所谓“元佑党人碑”。
　　蔡京还遵旨手书元祐党人姓名，发至各州县，要求各地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蔡京对元祐党及其政敌的无情打击，可能包含有泄私愤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我认为还是在为变法改革开辟道路，清除障碍。
　　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说得不够准确，应该是1000多平方公里

蔡京最大的擅长是理财，他思路开阔，并且很有创新。
　　在他拜相之初,有六七个巨商上门讨债，他们拿着借条说，哲宗朝时，朝廷出兵攻打西夏，曾向我们借钱三百多万缗，至今未还。
　　蔡京向宋徽宗做了如实汇报。
　　宋徽宗面有难色：“辱国！！且奈何？？”
　　蔡京很有信心地回答说：“臣请尝之。”
　　蔡京下令，盘点皇城诸司库藏，将那些多余而无用的东西，打包作价抵债。不出半年，欠款全部还清。

　　蔡京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变法，尤其是茶法盐法的变革，很快就见到成效，源源不断的税收财富汇集到京师。
　　蔡京洋洋得意地向宋徽宗报告说：“今内外泉货所积为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
　　宋徽宗闻听大喜。

　　于是，蔡京向宋徽宗提出了“丰亨豫大”的治国理念。
　　丰，就是丰裕，治国首先要抓经济，要让国家财政充盈富裕，这是治理国家的经济基础。
　　亨，就是亨通，要确保政令畅通，这样变法才能见到成效，这是政治基础。
　　豫，就是安乐，要创造安详和乐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这是社会基础。
　　大，就是弘大，要树立大国风范，要体现大国气派，这是国家形象基础。
　　蔡京的治国理念就是建立在这四个基础之上，层次分明，思路清晰，内涵丰富。这让宋徽宗感到耳目一新。

　　蔡京的“丰亨豫大”治国理念，源自于他对《易经》丰富哲理的认知，也反映出他对理想政治的思索与憧憬。
　　可是，这些治国理念却一再遭到误解和批判，被列为蔡京的罪状之一。
　　有人说，他这是以此粉饰太平。有人说，他这是在“倡穷奢极侈之风”。甚至还有人说，他这是视官爵财物如粪土，在极力鼓动宋徽宗大肆挥霍。
　　这些说法，细细想来，让人感到既荒唐又可笑。

　　蔡京的政治作风，一贯雷厉风行，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这让宋徽宗感到很不舒服。宋徽宗开始怀疑蔡京有专权之倾向。
　　对蔡京的强势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满，但苦于找不到攻击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1106年正月，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尾巴很长，横亘于天际，每当夜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
　　宋徽宗有些惊慌不安。

　　一些大臣借机上书，说朝廷政策有阙失。
　　中书侍郎刘逵劝宋徽宗毁掉元祐党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变法举措，这样天象就会正常，人间就会太平。
　　宋徽宗采纳了刘逵的建议。一天半夜时分，他派出一群宦官至文德殿，将东壁上的石刻全部毁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时，蔡京忽然发现石刻被毁，遂厉声说道：“石可毁，名不可灭！！”
　　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让宋徽宗实在是无法容忍。
　　二月，蔡京罢相，任中太乙宫使闲职，留居京城。

　　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为中书侍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将蔡京推行的各项变法改革事业全部废止。
　　朝廷内外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社会上开始广泛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

　　数日之后，彗星消失了。
　　宋徽宗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对罢免蔡京之举有些后悔。他的心事被郑贵妃发现。郑贵妃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父亲郑绅。郑绅又透露给了翰林学士郑居中。郑居中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经常来郑绅家拜访。

　　郑居中感觉这是一个表现自己政见的好机会，他立即进宫，对宋徽宗说：“陛下建学校，兴礼乐，置居养院、安济院，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怎能全部废除呢？？怎能说这是逆天之举呢？？”
　　宋徽宗深以为然。
　　礼部侍郎刘正夫也进宫向宋徽宗进言，与郑居中说法相同。

　　客观地讲，蔡京主导的崇宁变法的确让北宋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一、政治上，旧党势力已得到清除，结束了蔓延几十年的党争之祸，为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
　　二、经济上，重视农桑，鼓励开荒，尤其是调节了茶、盐、钱法等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三、军事上，出兵十万征西，收复青唐失地，巩固边防，提升了皇帝与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国际地位。
　　四、教育上，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学校教育网络，以学校教育取代旧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举，史称“崇宁兴学”。
　　五、民生上，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民生保障机构。居养院用于救助鳏寡孤独者，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病而无钱治疗者，漏泽园则是政府划出地皮安葬那些无力举丧的穷人。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惠及全民的一项民生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独创性。

　　有人说崇宁变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份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有人说，“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还有人说，蔡京是通过变法“聚敛钱财”，将原有的变法精神完全改变。
　　时代不同了，变法当然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际情况而进行，哪能完全照搬呢？？

　　蔡京的崇宁变法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既一脉相承，又有所调整与深化，这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实际效果来看，崇宁变法取得的成就要比熙宁变法大很多。

　　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094年，章惇被宋哲宗调入京城担任宰相，在他进京上任途中，蔡京去拜访他，拿出一份建议书给他，建议实施学校教育和设置安济院。章惇看后还给蔡京，说：“这些事留给你自己以后做吧。”
　　这个故事说明，蔡京早就开始关注民生之政了。

蔡京第一次罢相仅仅十个月。
　　1107年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第二次出任宰相。这年年底拜太尉，第二年正月拜太师。

　　蔡京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地位更加稳固。
　　他意识到崇宁年间在打击元祐党以及政敌方面有些扩大化，于是陆续进行了一些甄别与平反。
　　他接受以前的教训，实行宽柔之策，奏请宋徽宗大赦天下。
　　他召集百官议政，朝廷中政治斗争的严峻气氛有所缓和，“天下大治，四方向夷。”

　　可是，蔡京与宦官童贯的矛盾却在暗中逐渐加深。
　　蔡京与童贯本来关系很密切。崇宁初年，童贯从杭州回京担任内客省使，蔡京推荐他去西北前线担任监军，与王厚一同开边，从此他逐步发达起来。

　　在对待童贯问题上，蔡京与弟弟蔡卞产生严重分歧。
　　早在崇宁四年，蔡卞就反对任命童贯为军事统帅，他在宋徽宗面前神情很严肃地说;“内臣为帅，非盛世事。贯闻臣此言必不喜，然朝廷事体可惜。”
　　蔡卞从宋徽宗那里出来后，遭到蔡京与执政吴居厚、张康国、邓洵武等人“群噪之”。
　　蔡卞感到很孤立，遂请求离开朝廷，外放知河南府。

　　那个时候，童贯羽翼还没丰，翅膀还没硬。
　　后来童贯身价倍增，他掌控着西北军政大权，侍功骄横，对西北军政将领官吏的选拔，完全撇开朝廷，绕过蔡京，直接奏明宋徽宗。
　　这既伤害了蔡京的自尊，也破坏了朝廷的制度，引起蔡京极大的不满，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109年五月，宋徽宗念及童贯在西北开边战功显赫，下诏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一个显示皇恩和崇高社会地位的荣誉官衔。
　　对这个诏命，蔡京坚决反对并且拒不执行，他忿忿而言：“童贯是一个宦官，让他担任节度使都有些过分，怎能再授予他使相呢？？”

　　蔡京的强硬态度，让宋徽宗感到很恼怒。
　　皇权又一次遭到挑战。

　　童贯听说此事后也非常生气，他暗中秘密联络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张克公等大臣，上朝弹劾蔡京。他又鼓动郭天信进宫对宋徽宗说：“太阳中出现了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详。”
　　郭天信在太史局任职，宋徽宗任端王时，他曾预言过“王当有天下”，因此，宋徽宗对他的话比较信服。

　　宋徽宗又产生了罢相之意。
　　蔡京屡次进宫求见，均被宋徽宗拒之门外。
　　1109年6月，蔡京上表请求辞去相位。
　　宋徽宗同意，让蔡京再次担任闲职中太乙宫使。十一月，进升蔡京为楚国公，令其致仕，仍提举编修《哲宗实录》，每月初一、十五上朝。
　　这是蔡京的第二次罢相。

　　蔡京这两次罢相虽然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因为出现了“天变”。古人认为，出现天变，就意味着朝政有缺失，作为总领朝政的宰相理应承担责任，要么直接罢免，要么引咎辞职。
　　其实，这只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一个借口而已。
　　蔡京两次被罢相，本质原因是相同的，都是蔡京以相权冒犯了宋徽宗的皇权。

　　自宋神宗以来，北宋政坛已经形成了一切权利都属于皇帝的局面。蔡京竟公然挑战这个局面，宋徽宗岂能容忍？？
　　年轻的宋徽宗其实政治头脑很精明，很善于运用政治手腕，他要牢牢掌控最终决策权，他想将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明朝王夫之说，蔡京根本不是什么权臣，他只不过是一个弄臣而已。
　　其实，蔡京既不是权臣也不是弄臣。他既没有挟持皇权独揽朝纲之念，更没有专心追求皇帝宠幸和狎玩之意，
　　他所追寻的是这样一个理想局面，即相权与皇权共治天下。这是封建时代儒家知识分子的一贯梦想与追求。

　　可宋徽宗不这样想。他认为，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相权不能对抗皇权。所以，他既要利用蔡京的才干为自己服务，又要适时打击一下蔡京的气焰，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打击蔡京，实质是打击他所掌控的相权，目的是给满朝文武显示一下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可以给你高官厚禄，也可以让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蔡京终于明白，相权在皇帝眼里只是皇权的附庸，自己所要服务的对象不是大宋王朝，而是大宋皇帝。

　　弹劾蔡京的行动还没停止，奏章还不断送到宋徽宗御案上。有个叫陈朝老的太学生赴阙上书，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专门罗列了蔡京的所谓十四条罪状。
　　陈朝老是一个很奇怪的太学生。他生于1077年，自元符年间入太学，一直读到宣和七年，他在太学竟读了二十六七年书。从二十出头读到接近五十岁，这能不令人称奇吗？？

　　1110年5月，彗星又一次光临天空。江、淮、荆、浙等地区数月没下雨，干旱异常。
　　朝中台谏大臣又纷纷将矛头指向蔡京，说“蔡京盘旋京师，余威震于群臣”，请求皇上将蔡京逐出京城。

　　于是，蔡京被降为太子少保，仍致仕，出居杭州。同时，宋徽宗下诏，不许大臣再继续弹劾蔡京。
　　对于弹劾，蔡京已经很不在意，他说过：“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
　　蔡京这年六十四岁。

　　如果蔡京从此退出政坛，在杭州颐养天年，那么，他或许就不会被《水浒传》塑造成一个奸臣形象，或许也不会被太学生陈东列为“六贼”之首，成为北宋灭亡的替罪羊。
　　可是，他答应过宋徽宗尽死以报，他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宋徽宗需要他，他还会欣然复出。

假如宋徽宗没有违背澶渊之盟，和契丹联手对抗女真，也许历史会是另一种走向，宋徽宗为了所谓拿回幽云十六州，违背了澶渊之盟，才酿成了最后的悲剧，他只吧契丹当敌人，殊不知女真才是最大的敌人，

收复燕云十六州是宋朝皇帝的历史情结，宋徽宗不可能放弃。最后酿成的那场悲剧，与收复燕云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认为本是可以避免的。

人在事中难呀
　　就说当今吧
　　我们联俄抗美
　　到底是不是联金抗辽？？
　　可是，最少当下看，美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