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闽粤边的民族源流及早期区域开发
地理环境对语言（方言）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环境对人类活动的 促进或限制而实现的。故而，环境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语言（方言）的 空间形态和地理分布，但是却无法揭示语言（方言）的发生学机缘。 就我们的议题而言，赣闽粤边的山形水势固然可以解释客家方言在这 一区域的地理格局，但是却无法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解释客家方言一定 会产生於这一区域的种种缘由。 那麽，就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或影响著客家 方言的生成呢？？ 众所周知，人是语言（方言）这一文化事物的创造者。因此，人 的历史性活动——生产、生活、交往和迁移等，才是我们理解语言（方 言）这一文化现象的关键因素。客家方言作为汉语的一个地域性变 体，其生成的内在机理，也应该从生活在赣闽粤边的人的活动中求之。 以罗香林为代表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正是在这种 内在理路的指导下而开展起有关客家源流研究的。在《客家研究导论》 一书中，罗氏写道： “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统，则在 赵宋以後。宋、明人著作，颇言汀（即汀州，引者）、虔（即今 赣南，原注）、南（即南雄，引者）、韶（即韶州，引者）居民语 言之近於汉音者，而与南方其他华族及土人不相符合……可知是 时华南诸汉族，各自演化，而客家方言，亦已渐成独立之系统。 自元入主中国，华北汉语，变化尤巨，四声之入，以及合口之韵， 即於是时消失，而闽北、闽东、赣北、赣西、粤南（指广、肇诸 属）、粤东（指潮属福佬居地）诸地汉族，亦以自唐、宋、元以 来与土著发生混化作用，既渐渐改变其语言，虽其韵部或声纽与 唐音尚无绝大隔异，然其语句气息，已不能与唐声同日而语矣。 客家一系，因僻处山地，外缘较少，虽其间亦曾稍受土著之影响， 然其语言变化，尚不若华北诸汉族剧烈。故近日中外言隋唐古音 之研究者，多於潮语、广语、福州语、浙东语外，而更注意於客 家语言。”1 这便是罗香林“就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布以建立的客家界说” 。根 2 据这一界说，客家的源头始於永嘉之乱以後的北方汉人南迁。在这次 南迁过程中，“中原第二支逃难的汉族，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中 部，其近者则仍淹迹颖、淮、汝三水之间”3，唐代後期，在黄巢农 | |
|
天空青云彩 该用户已被删除
|
民战争的冲击下，又形成“客家先民第二次的迁移运动”，“这次迁
移其远者已达循、惠、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 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赣南各地。”4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 客家“民系”正式形成。 就学手术史的角度而言，罗香林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於：它把 客家方言的生成与北方移民的南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突显了人的历 史性活动（迁移）与语言（方言）文化承传、发展和变化之间的内在 关系，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客家方言的发生学原理。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学 手术源流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的形成显然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 汉语方言学的产物。根据这种传统的汉语方言学理论，所有的汉语南 方方言都是由北方汉人南迁而带来的，南方方言的区域性差异及其文 化特质，可以从北方汉人南迁的时代性差异之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换 句话说，在同一部北方汉人南迁史的大背景下，之所以会产生众多的 汉语南方方言分支，原因就在於这些北方移民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 迁移到南方不同区域之内的。由於北方移民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迁 入到南方各地的，故而他们所带来的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北方汉 语。这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北方汉语，在传入南方的不同区域之 後，便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汉语各南方方言分支。在这种历史主义的汉 语方言演化理论观照下，南方各方言分支都被视作为北方汉语的单向 移植，至於南方各地的区域文化传统和文化底层，在其方言的形成与 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起过作用、起著何等作用等问题，则被完全漠视。 这种汉语方言的单线演化理论，投射在罗香林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就 是把以“并司豫流人”为主体的北方移民，视作为客家方言生成的唯 一因素，相应地，所谓“并司豫流人”也就当然地变成了客家人的直 接源头。 《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後，罗氏这种“就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 布以建立的客家界说”，遂成为经典性的结论。久而久之，一谈到客 家的源流，便是所谓的“并司豫流人”；一谈到客家方言，便是所谓 的盛唐音韵。於是，就像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一部客家方言群的形 成与发展史，便成了“并司豫流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北而南作波 浪式推进的历史。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作为客家人主要活动舞台的 赣闽粤边，一直只是个“配景”，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抽象的地理空 间，一个接纳“并司豫流人”南迁的“容器”，一个承接中原文化事 物、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的“集装箱”。尽管在这一地理空间内，曾 生活著众多的非汉族居民，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岁月裏积累了悠久而独 具区域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层，但是，在客家方言和客? |
|
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都可以一概忽略不计。
当代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北方人口的南迁只能解释南方方言 形成的部分原因。除此之外，南方各地的土著民族成份、区域开发次 第、交通网络、行政建置、区域文化传统和文化底层等，都是形成各 南方方言文化特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5。客家方言的形成，当然也不 会例外。 正因为如此，我们继前一讲讨论了作为地理场景的赣闽边之後， 从现在开始将重点讨论作为历史场景的赣闽粤边。我们相信，只有真 正进入赣闽粤边这个“现场”，通过梳理赣闽粤边的民族源流，研究 赣闽粤边的区域开发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地揭示客家方言的形成之 由，进而真切地、更真切地把握客家方言群的来龙去脉。 一、 赣闽粤边的早期居民蠡测 这裏所说的“赣闽粤边的早期居民”，是指在北方华夏——汉民 族人口大规模迁入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一毗邻区 域内的居民。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有被称之 “越”的古民族，生活在中国的东南及南部地区。考古学界认为，广 泛分布於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徵的文化遗存，便是 由古越族人所创造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 纹陶为主要特徵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 4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 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 岭南一带6。有学者在比较了南方各地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之後， 认为这一文化可分成 7 个小区：即甯镇区（以南京、镇江为中心，包 括皖南地区）、太湖区（包括杭州湾地区）、赣鄱区（以赣江、鄱阳湖 为中心）、湖南区（洞庭湖周围及以南地区）、岭南区（包括广东以及 广西的东部）、闽台区（包括福建、台湾以及浙江的南部）和粤东闽 南区（包括福建九龙江以南和广东东江流域以东的滨海地区）7。从 以上的地理格局来看，如果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果真是古越族 的文化遗存，那麽，赣闽粤边的最早居民应该是古越族人。 古越族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後，到了战国时代，已分化成众 多的支系。故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文献中便出现了“百越”这一新 的称谓。《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人高 诱在注释《吕代春秋》的这段话时，将“扬汉之南”释为“扬州汉? | |
|
晓风残月雪初霁 该用户已被删除
|
南”。今人蒙文通在高诱注释的基础上，再作这样的发挥：“称扬州
汉水者，盖以别于荆州汉水也。此扬州之汉水，当即《汉书·地理志》 豫章郡之湖汉水。豫章古属扬州，故湖汉又得名扬汉。湖汉水上源颇 多，故有湖汉九水之称，即今江西省赣江水系诸水也。则‘扬汉之南’ 即今赣江水系之南。赣江水系东以武夷山与福建分水，南以南岭与广 东分水，是今福建、广东即《吕氏春秋》所谓‘扬汉之南，百越之际 也’。”8根据蒙文通的这一解释，百越民族的地理分布便仅仅局限 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然而，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赞曰：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臣赞所谓的“百 粤”，也就是“百越”。显而易见，“自交趾至於会稽”比“赣江水 系之南”这一范围要大得多。换句话说，以上两种解释是相互歧义的。 那麽，如何来化解两说之间的歧义之处呢？？我们认为，关键还在 於如何理解《吕氏春秋》中“扬汉”一词所代表的地理范围。高诱把 “扬汉”解读为“扬州汉水”，而蒙文通则进一步把“扬州汉水”等 同于湖汉水，这便是问题所在。其实，“扬汉”之“扬”并不是扬州 之扬，而应作扬水之扬解。据新近的古地理研究，“扬水在江汉平原 中部，连接汉水与长江。”9因此，所谓“扬汉”，实指扬水和汉水， “扬汉之南”实即扬水和汉水以南这一区域。换句话说，《吕氏春秋》 所谓的“扬汉之南”，是就百越民族地理分布的西部界线而论，而臣 赞的“自交趾至於会稽”，则是就百越民族地理分布的东南部界线而 论。两者合起来，便构成一幅完整的百越民族地理分布图。 如果以上的推论大致不误的话，那麽，战国以降的百越民族，其 地理分布的北界应该在西起扬水、汉水流域、东至会稽一线，其南界 则直达交趾。我们所要讨论的赣闽粤边，显然也被包括在这一区域之 内。 如前所述，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的“百越”一词时，还有“越 有百种”之说。所谓“越有百种”，也就是说越人的支系十分复杂， 种姓繁多，因此才被称为“百越”。《史记·高帝纪下》颜师古注引服 虔曰：“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文选·过秦论》李善注引《音 义》亦谓：“百越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由此可见，战国以降的 “百越”，并不是对某一个单一民族的专称，而是对生活在南方和东 南地区的众多土著民族的泛称。 既然“百越”一词是泛称而非专称，那麽，对我们而言，在讨论 赣闽粤边早期居民的族源族属时，就不能简单地以“百越”一词来统 而概之，而应该尽可能地厘清其族属源流，梳理其相关活动和文化脉 络。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赣闽粤边的早期文化面貌? |
|
成风之心 该用户已被删除
|
文化特徵。
先来看看赣南境内的情况。据古代地理志书记载，赣南在春秋时 期属於吴国，越灭吴後，属越国，楚灭越以後，再属楚国。《太平御 览》卷 170 引《十道志》云：“虔州南康郡，春秋时吴地，秦属九江 郡，汉为赣县地，属豫章郡。”《太平寰宇记》卷 108《江南西道六· 虔州》云：“虔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为吴、越地，战国时 属楚，秦属九江郡。”《舆地纪胜》卷 32《江南东路·赣州》云：“赣 州，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期楚南平百越，於是属楚。”嘉靖《赣 州府志》卷 1《地理》亦云：“赣，古扬州域，春秋属吴、越（原注： 始隶吴，吴灭隶越），战国属楚，秦隶九江郡。”不过，古代地理志 书中关於赣南早期隶属关系的上述记载，并不能视为信史。据历史地 理学家谭其驤考证，“史籍记载裏先秦地名在今江西境内的，只有见 於《史记·吴世家》阖闾十一年的番，和见於《左传》哀公十二年的 艾。番在今鄱阳县东。艾一说在今永修县境，一说在今修水县西。此 外见於《左传》哀公十九年的冥，前人也推定在今省境的东北部。以 一省之大，见於数百年记载的地名只有三个，可见这一地区在先秦是 如何地远远落後於其西邻的湖南和东邻的浙江了。”他还进一步指 出，“从春秋直到汉初有关越国和越族的历史记载来看，越的西界最 远似不可能超越今鄱阳东岸。因此，自鄱阳湖迤西迤北之地，在（楚） 怀王初年若不在楚国版图之内，便当系楚、越两国间的瓯脱之地。” 10鄱阳湖以西以北的情况尚且如此，说赣南春秋时属吴、吴亡後属越， 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赣 南 所 在 的 今 江 西 境 内 ， 在 先 秦 时 一 直 被 视 为 “ 吴 头 楚 尾 ” 之 地。据可靠的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的吴国，即使在其势力最盛之时， 也只是占有以今天馀干县为中心的赣东北一带。越灭吴後，虽然势力 范围有所扩大，但是“越的西界最远似不可能超越今鄱阳湖东岸”。 既然吴、越的势力都未曾进入赣南一带，那麽，赣南境内的早期居民 就不可能是吴越族人。 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赣南境内的早期居民，可能是百越裏的 扬越。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王熊渠时，“甚得江汉间民和， 乃兴兵伐庸、杨粤，至於鄂。”这裏所谓的“杨粤”，也就是後来的 “扬越”（显然因扬水而得名）。文中所说的庸在今湖北竹山县境， 而鄂则在今鄂城县境。从《楚世家》的行文秩序来看，扬越当在庸与 鄂两地之间。由此看来，在西周末年以前（熊渠约当周夷王时），扬 越的分布范围大致在今江汉一带。 在这以後，随著楚国势力的不断增强，扬越便由江汉地区向南发 |
|
展，从而将分布范围逐渐扩展至洞庭湖一带。据《战国策·秦策三》
记载，楚悼王时，吴起再次率兵“南攻扬越”11。这一事实表明，最 迟从楚悼王时开始，扬越的分布范围已从早先的江汉一带南移至今湖 南境内。 楚灭越之後，今江西一带尽归於楚。从那以後，直到秦末汉初， 今湖南境内以及江西的部分地区，均为扬越的活动之地12。秦朝时， 吴芮任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令，由於“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 番君。”秦末，吴芮“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项羽封之为衡山王， 汉初迁为长沙王13。刘邦在加封吴芮的诏书中说道：“故衡山王吴芮 与子二人，兄弟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 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为长沙王。”14从出生在 江西的吴芮被称为“番君”以及“率越人之兵”或“从百粤之兵” 等情况来看，当时江西境内的居民应该以百越民族为主体，而且，其 中也应该包括扬越。 在吴芮被封长沙国以後的很长一段时间裏，越人依然是其境内的 主要居民。汉文帝时，割据岭南的赵佗就曾指出：“西北有长沙，其 半蛮夷。”15联系到前文所说的扬越族很久以来就一直活动在今湖南 境内的种种情况，赵佗所说的长沙国境内的“蛮夷”，其主体应该是 扬越。汉初的长沙国，远比《汉书·地理志》中的长沙国为大，其南 境基本上辖有《汉书·地理志》中的桂阳和零陵二郡16。由於赣南与长 沙国的东南部地区紧相毗连，由此推想赣南境内生活著一定数量的扬 越族人，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闽西境内的早期居民，应该是百越民族中的闽越一支。闽越是活 动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山海经·海内南经》云：“闽在 海中。”《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 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戌、六狄 之人民。”许慎《说文解字》释“闽”曰：“闽，东南越，蛇种。” 今人蒙文通亦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17据此，则 上述文献中所说的“闽”或“七闽”，就是後来的闽越。换句话说， 所谓“闽”或“闽越”，只是不同时代对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称谓罢 了? | |
|
据古代地理志书记载，最晚从春秋时代开始，闽西境内就有著闽
或闽越人的活动足迹。据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卷 34《福建路·汀 州》记载，以汀州为中心的闽西地区，“春秋时为七闽地，战国为越 人所居，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这裏所说的“越人”，应该 就是指闽越人。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132《福建路·汀州》 云：“汀州，《禹贡》扬州域，自晋以前，并同泉州。”考同书卷 130 《泉州》条：“古闽越地，周职方为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南 越国。”汀州在晋以前既然“并同泉州”，其境内的早期居当然也只 能是闽越人了。 与闽西毗邻的粤东沿海地区，自春秋以来也一直是闽越人的活动 范围。《太平寰宇记》卷 158《岭南道二·潮州》和《舆地纪胜》卷 100 《广南东路·潮州》皆曰：“潮州，古闽越地。”《舆地广记》卷 35 《广南东路·潮州》记载则更为详细：“潮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 为越人所居。”这裏的“越人”，同样也是指闽越。此外，与潮州接 壤的梅州一带，也是闽越人的活动范围。《舆地广记》卷 35《广南东 路·梅州》云：“梅州，春秋为七闽所居，战国时属闽越”。《舆地纪 胜》卷 102《梅州》亦云：“梅州，古闽越地。”据此可知，粤东的 沿海一带，其早期居民也应该是闽越族人。 除粤东沿海一带之外，在粤东北的其他地区，其境内的早期居民 应该是南越族人。南越族是生活在岭南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根据文 献记载及相关的考古发掘，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南越族人民便生活在 今广东境内，其主要活动地域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中心在古代的 番禺（今广州市）18。从南越族的活动范围来看，粤东北的东江中上 游地区，也应该是他们的足迹所至之地。《太平寰宇记》卷 159《岭 南道三·循州》云：“循州，春秋时为百越之地。”《舆地广记》卷 35《广南东路·循州》亦云：“循州，古百越之地。”这裏所谓的“百 越”，当是指南越。《舆地纪胜》卷 99《广南东路·惠州》也记载道： “惠州，古南粤（越）地。”由此可见，在整个粤东北地区，除东部 沿海一带的早期居民为闽越人之外，其他各地的早期居民都应该是南 越人。 需要指出的是，就百越民族的行踪聚散来看，赣南、闽西和粤东 北三地虽然都是他们的足迹所至之区，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这三 个地区却都不在他们活动的中心范围之内。如前所述，被视为与百越 民族（包括其前身古越族）有关的以几何印文陶为主要特徵的文化遗 存，从类型上来讲，可分成 7 个小区。其中，除粤东北的东部沿海一 | |
|
带位於粤东闽南这个小区之外，赣闽粤边的其他区域，基本上都处在
边缘地带。这种民族文化地理上的边缘性表明，赣闽粤边并不是百越 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其次，百越民族活动的几个中心区域，後来分 别形成汉语南方方言的几个重要分支。如，吴越族活动的中心区域， 大致相当於今江苏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中北部（浙江的南部原为瓯越 所居），并向西沿伸至今安徽省的南部（古宣州境内），再由西南沿伸 至今江西省的东北部（今馀干一带），而这一区域正好与後来的吴方 言地理格局相一致。又如，闽越族主要活动在以今福州为中心的闽东 北沿海地区，而这一区域也恰好与早期闽方言的地理格局大体重叠。 再如，南越族的活动区域，大致相当於秦代南海郡的范围，但是其活 动中心却集中在以番禺为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而这一区也正是後来 粤方言的发源地。这一方言格局也反过来证明，赣闽粤边并不是百越 民族活动的中心所在。 赣闽粤边之所以没有成为百越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主要的原因 恐怕还是与这裏的地理环境有关。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百越民族在 其活动的历史时空中，尽管支系繁多，分布辽阔，但总的说来，基本 上都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或靠近江河湖海的水网区域。这样的地理生 态环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给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带来了极为深 刻的影响。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更是无所不在。这 种生态环境与人们现实生活的交互作用，便具体地表现为百越民族的 各个支系（如吴越、闽越和南越等）在生产和生活上都和水具有密切 而且特殊的关系：善种水稻、多吃水产、习水便舟、居住干栏、文身 断发、龙蛇崇拜等等19。与这一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赣闽粤边乃典 型的山区。山区的地形地貌、物产植被等，都与百越民族长期以来所 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背道而驰。正因为如此，非到万不得已，他们 是不会大规模地进入赣闽粤边的。正因为如此，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 特徵的越文化遗存，虽然广泛地分布于中国的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 但是，在赣闽粤边，至今还没有一处典型的这类文化遗存被发现。这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先秦时期的赣闽粤边可能生活著少数的百越族人 民，但是，这裏并没有成为百越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探讨客家方言群的源流时，就不能把客家方 言群的源头追溯到百越民族那裏，甚至武断地认为百越民族的後裔构 成了客家方言群的“主体”20。 由於赣闽粤边不是百越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所以百越民族的语 言文化对後来客家方言群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民族史学界一般都 | |
|
兲吻庚心 该用户已被删除
|
认为，古代的百越民族尽管支系众多，各有种姓，但是，他们的语言
却大致接近。汉代刘向在《说苑》卷 11《善说》中，曾著录了《越 人拥舟歌》（简称《越人歌》）。这是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份古越语文 献。语言学者在仔细地研究了《越人歌》之後，认为古越语属於汉藏 语系中的侗台语族，许多基本词汇与现代的泰、傣、壮、侗语相同， 也有一些与京语相同，即动宾词序等同於汉语，但定语後置於名词， 语音发展阶段接近泰语及汉语上古晚期，并具有多音节的特点21。只 要把百越民族语言的这些特徵与客家方言两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 两者虽属同一个语系，但却分属於不同的语族，前者属於汉藏语系中 的侗台语族，而後者则是汉藏语系中汉白语族的汉语方言。两者在语 法、构词和发音等方面，都是大相径庭的。那种认为“客家话的母语 是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语”的观点22，既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也 有悖於语言学的常识。 总之，赣闽粤边尽管在地缘上与古代百越民族中的扬越、闽越和 南越等支系的生活区域犬牙交错，但是，由於这一区域特殊的地理环 境因素，使得这裏并没有真正成为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先秦时期，在 赣闽粤边的河谷平台地带，可能星散地生活著少数百越民族的居民， 但是，其人口规模极为有限。正因为如此，与周边的其他区域相比， 百越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在这裏形成深厚的积淀。在这一区域的东 北部、东部和南部，後来分别形成了吴、闽、粤三个汉语的南方方言 分支，而这三大方言的地理格局与百越民族中的吴越、闽越和南越的 活动范围完全吻合。而处在这三大方言区边缘的赣闽粤边，後来却成 为一个全新的汉语方言区。这种方言地理格局与民族地理格局的重 叠，当然不是历史的巧合。它一方面暗示了百越民族语言文化在吴、 闽、粤三大方言形成过程中的底层作用，另一方面又意味著这一语言 文化底层在赣闽粤边的“缺失”或“不在场”。 二、 帝国拓边和早期的区域开发 赣闽粤边是一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地理空间。由於材料的缺乏，要 详细地讨论其区域开发、尤其是早期开发的具体过程，几乎是不可能 的。好在前辈学者在区域开发史的研究方面，已有著一些成功的范 例。借鉴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至少可以对其早期开发的过程以及 开发动力，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早在 1947 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驤教授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 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就曾从地方行政建置? |
|
脑残无药医 该用户已被删除
|
角度，成功地解决了浙江全境区域开发的次第问题。他认为，“县乃
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州郡置罢，分并无常，境界盈缩不恒， 县则大致与时俱增，置後少有罢并，比较稳定。……一地方至於创建 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 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期及其析 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 作一综合视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23无独有偶，美 国学者毕汉思在研究福建的区域开发时，也是从这一思路入手的： “那就是考察福建各县的设置年代，这些年代提供了该县附近地区开 发的标志时间。如果把每个新县城的位置标在连贯的、按年代分档的 地图上，将出现一幅表明福建开发过程的连续画面。”他认为，“只 有当中原移民在某地已经聚居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并且土地已经垦殖 以後，当局才会以建立一个新县的方式，认可这一地区的开发，并选 择某一村庄作为县治，以表示该行政区的地理位置。”24 谭其驤和毕汉思两人关於浙江和福建区域开发过程的研究，给我 们以这样的 示：地方行政建置、尤其是县的建置，是某一区域开发 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下文将从行政建置的角度，来讨论赣闽粤 边的早期区域开发过程。 由於地理位置、战略形势等诸多的差异，赣南、闽西和粤东北的 区域开发次第和发展节律是不尽相同的。大致说来，在赣闽粤边，赣 南的开发最早，在秦汉至六朝时期，其发展的程度也最高。秦统一六 国之後，在全国各地推行郡县制，今赣南地区的南部就建置了南野 县，隶属於九江郡。秦代的南野县，其地理范围大约包括今天江西省 南康县以南直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始兴和仁化等县的广大区域。这是 整个赣闽粤边最早设置的一个县。尽管史书中对於南野县的设置过程 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该县的设置与秦帝国的 军事拓边有关。，西元前 223 年，秦国的数十万大军驻守在今天的湘、 桂、粤、赣一带，“因南征百越之君”。25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 这 50 万大军兵分五路，其中一军就驻守在“南野之界”。由於是重 兵屯集之地，需要大量的粮食等军需物资，故而中央政府在这裏设置 一县，以资调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南野县的设置，只是秦帝国在 拓边过程中的军事性考虑，而并非赣南区域开发的必然结果。 秦始皇在平定南越之後，又“适治狱不直者”，筑“南越地”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