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史学事业甘受腐刑
　　
　　司马迁在大牢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然后被定成了死罪。
　　在古代，仅仅因为在皇帝面前为降将说了几句辩护的话，就被判了死罪，在今天看来，既可以理解，又不可思议。
　　为什么可以理解？？一个当官的不会揣摩领导的意图，在今日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不会拍上级的马屁，你当的什么官？？
　　为什么不可思议？？判的太重了。在今天，这样的官员不过是不提拔、靠边站、或调离非机要部门而已。看来生在今天讲究“法制”和“人权”的社会，实在比司马迁幸运多了！！
　　根据汉代的法律，被定为死罪的人，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赎免：
　　一是交纳五十万铢钱赎金。
　　二是受腐刑。
　　交赎金，司马迁办不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一铢钱的购买力约合今之人民币5角，那么50万铢钱，大约合今之25万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家境贫寒，家产不足以自赎，亲朋好友没有人救助，皇帝左右的亲近之人也不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这可就没辙了。
　　司马迁所任的太史令，是个六品官，比七品芝麻官的县令大一品，今天算是地师级吧。月俸600石，实领70斛粮食，合今2800斤，折成粮价，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4000元。50万铢钱，就是司马迁五六年的工资。司马迁家无积蓄，太史机构是一个清水衙门，并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何况司马迁很自律，即或有什么“潜规则”，他也不会介入的，怎么能交得起这笔天价的赎金呢！！
　　不能花钱免死，就只剩下受腐刑的一条途径了。
　　腐刑，又名宫刑，阴刑。最初只是“去势”。势，外肾，就是阴囊和睾丸。最初只是割去这一部分，使受刑者失去生殖能力，断子绝孙。后来随着宦官制度的发展，便演变为把阴茎完全割去，以免淫乱后宫。这种刑罚很残酷。据司马迁自己的的描述：受刑时要脱光身子，带上枷锁镣铐，受杖击鞭打，打个半死后再施刑。受刑后要打入蚕室。蚕室，就是生火的暖室，打入蚕室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创口愈合后才可以出来。
　　任何人受此奇耻大辱，心情都是非常痛苦的，何况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代名流司马迁，他的自尊心就更强，精神更加敏感呢！！他在给任安的信中说：自己受刑之后，“见到狱吏就以头触地，面对徒隶便心惊肉跳不敢喘气。”他又说：
　　“我因为言论遭遇这样的灾祸，深为乡里所耻笑，玷污辱没了祖先，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上父母的坟墓呢！！即或经过一百代，也只会使污浊的名声越加深重罢了。因此每天回肠九转，在家里恍恍惚惚，好像丢了魂儿，外出则茫然不知要往哪里去。每当想起这种耻辱，未尝不汗流浃背，湿透衣衫。”
　　这实在是大耻辱，大苦闷，大悲哀。
　　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所以甘愿接受这种酷刑，忍辱苟活，并不是怕死，只是为了史学事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著作《史记》能够最后写成，流传千古，警示后人。他在《答任安书》中说：自己的著作一百三十篇，“还没有脱稿，恰好遇到这场灾祸，痛惜此书没有完成，所以接受极刑而没有怨色。如果我能完成这部著作，把它藏在名山，流传于通都大邑的人群中，那就算偿还了我先前受凌辱的债，即或被千刀万剐，岂能有什么悔恨之情！！然而这些只能说给智者听，是难以对凡夫俗子讲的。”
　　司马迁的胸怀是广阔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那时著书并没有一文钱的稿费或版税，也不能评什么职称，取得什么相关人士，博导的头衔，和今天那些专门以敛财为目的的所谓“学者”相比，其境界何止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