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贤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把教育引到民间


教育对民族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提倡“有教无类”，把教育引到民间，使文化权利下移，让不是官府的人也能够享受到教育，把精神活动带给老百姓，所以才会受到万民敬仰。历史上教育家都有这样的特征，近代的陶行知也一样。陶行知是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博士学位的人物，当时国民政府聘任他去教育部当官，他要想荣华富贵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他选择脱下皮鞋、西装，穿上长衫到农村去。他说中国大部分人在农村，只有把农村教育办好，中国才有希望。正是由于他是这样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教育界，人们才把他捧得很高。


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孔子把教育引到民间，推动整个民族的进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来说，教育也是一直在前沿，发挥着明文进步的牵引作用。比如五四运动，教育站在前沿，推动民族往前迈一步，融入到现代化的潮流中。改革开放也一样，党和国家提出重要的战略思想——教育先行，希望通过教育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背后更大的动力是推动整个民族往前进步。

传统文化是文化创新的重要素材

问题是教育如何推动民族的进步？在我看来，一个民族进步的根本道路应该是文化的创新。继承很重要，现在强调传统文化确实很重要，但在我看来，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是通过复古而实现进步的。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我们随称之为“文艺复兴”，其实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是经过阿拉伯人改造之后才传回到欧洲，而且欧洲人是拿它作为创造新文化的新素材，所以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文化并没有回到古希腊、古罗马。今天也一样，我们这个民族真的要往前进步，教育上的创新更重要。国家也特别强调，培养创新人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不仅在高科技上有重要意义，对民族文化的进步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如果只会复古，肯定是没有希望的。

今天我们强调弘扬传统文化，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应该是把传统文化当作文化创新的重要素材，要汲取全人类文明精华来创造我们的中华新文化。我在多年前出版的《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这本书里，把它叫作“本土生长”。在我看来，复古是不行的，把西方的东西拿来本土化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是我们今天创造中国新文化的素材。只是对我们来说，经过了十年“文革”，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很大，所以今天恢复传统才显得非常重要，需要重新把中华文明加到中小学课程里。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儒家

对中国的学校教育来说，我们面对着两个矛盾：

第一，我们的学校教育是从西方来的，中国传统没有这样的教育。孔子教学不分年级，我们的私塾也没有年级，是个别化教学，没有像今天一样按班级授课、编教材。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是从西方来的，知识体系也是西方的，我们的经史子集跟今天的学科分类对不上号，传统文化没有物理、化学、数学、语文这样的分类体系。所以直到今天可以看到现代教育在中国文化土壤里仍然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越是在传统的地方越会表现得不适应。如果到很偏远的乡村去，都能够看到学校跟乡村之间是隔离的。对我们今天来说，学校教育先天就有这个因素，整个课程体系很难再回到传统语境下，拿中国传统语境解释今天的学科知识完全对不上号，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分清楚两种儒家，孔子确实是儒家的创始人，但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儒家：一种是如孔子那样，把文化权利带到民间里；还有一批儒家是依附于权力的儒家。这都是中国的儒家传统，我们必须在继承过程中切不可丧失批判思维的能力，特别是对后一种儒家思想，我们尤其需要特别予以警惕。

中小学教育复古现象严重令人担忧


国学班即侧重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班级。

今天我们面向未来，但现在中国中小学有普遍的令人担忧的现象，即复古现象很严重，打着所谓“国学”的旗号在很多地方办各种各样的复古班，穿古代衣服，那算吗？我曾看着幼儿园的孩子，早早地来，首先跪拜大成至圣先师，然后一个个背《弟子规》，小心翼翼的，老实得要命。我很担忧，因为这不是国家或者政府所希望做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讲过我们要面向未来，不是回到过去。现在真的是为孩子着想吗？为民族着想吗？科技文化的进步重要的是靠创新，科技要创新，文化也要创新，在那样的复古模式下训练孩子，我看不到创新的勇气。

教育作为民族进步的牵引力，这个牵引力可以是向前的，也可以是向后的。如果是向后的，那会给民族带来很大的问题，今天我已经看到这样的苗头，很多学校的简单复古实际上并不符合中央的要求。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清楚了，政府也没有用“克己复礼”四个字来概括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吧？还是讲了很多现代文明的东西。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所以从党和国家而言，复兴是往前走才能复兴，而不是往后走。

融入世界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价值

教育可以促进民族发展，但从整个人类来说，人类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民族可以产生，可以消亡，但人类永远在，所以教育要提升人类品质，不只是找一个能吃饭的技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教育是培养人类历史中的中国人。这是我的认识，我们的教育最后要产生“人类历史中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要重新恢复它，是因为发现它在当代仍然有价值。如文艺复兴发现古罗马、古希腊的知识对他们重新解释很多东西一样，今天也一样，中华文明有很多了不起的思想是西方人没有发现的，比如哲学上的“和”。这个“和”西方人从来不讲，他们讲的“和谐”是通过斗争达成的妥协，我们的“和”是大家共同存在，包容不同的差异，不需要斗争就可以达成这样的和谐。

中华文明确实有很多了不起的东西，这种思想是西方人从来没提过的。但在我看来，民族的进步靠的是文化创新而不是复古，民族文化不是拿来重读就能实现价值，仍然要靠中国人融入到整个世界中才能真正实现价值，只有融入世界之后才能看到我们的独特性，看到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看到我们超越西方的地方。《弟子规》之类的传统经典中有很多不该现代人重新遵循的规矩，如果只是一味的复古，不管怎么样都让孩子读是很大的问题，尤其对孩子来说，价值观没有建立起来，涉世未深，缺乏分辨力，我们如果先入为主地把这类东西灌输给他们，之后对这个民族的未来发展不是个好事，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传统文化要真正实现价值还是要融入世界，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就是这样的辩证关系。

（作者：项贤明；编辑： 陈菲；此文为作者在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教育牵引”活动上的发言实录。思享闲谈系列活动由腾讯思享会主办，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担任总策划。）

作者简介

项贤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就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主编。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的研究。著有《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2000），《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