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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将军继承人（即“将军继嗣”）问题引发的幕府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未经天皇敕许而签署《日美通商条约》（即“擅自签约”问题）引发的幕府与朝廷的矛盾冲突，使德川幕府陷入了深刻危机。而后，两个西南雄藩长州藩（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县）打着“尊王”旗号，最终使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从而让德川幕府走向“谢幕”。明治维新，实际上就是由萨摩藩和长州藩主导、以“脱亚入欧”为核心的全方位改革。不仅如此，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居政府中坚，执政府牛耳”的，就是萨摩、长州两大势力。尤其在军队中，萨摩藩势力主导海军，长州藩势力主导陆军，贯穿始终。因此，了解这两个雄藩的崛起，对了解近代以后的日本对外战略，非常关键。


德川庆喜，江户幕府末代将军。

幕府“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江户时代由幕府主导的体制是“幕藩体制”，由“幕府”和260多个“藩”构成。各藩的大名分三类：和德川家有宗亲关系的“亲藩大名”、1600年关原之战前追随德川家康的“谱代大名”、关原之战后归顺德川家康的“外样大名”。按照江户时代大学问家新井白石在《藩翰谱》中的解释，“藩”意为“屏障”，但德川家康将各藩大名分成三类，却是为了防止“屏障”占据“中央”。德川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给武士定规矩）、《一国一城令》（一个藩只准建一个城）、“参觐交代制”（各地大名轮流驻京、诸大名第一夫人作为“人质”终年定居江户）等，就是为了防止谋反。尤其对封地大多处于边隅的“外样大名”，德川幕府更是始终保持警戒。


新井白石所著的《藩翰谱》

幕藩体制有“三大支柱”：石高制（以粮食“石”作为俸禄，一万石以上为“大名”）、兵农分离制（士农工商职业世袭）、锁国制（禁止基督教传播和对贸易施行统一管制）。禁止基督教传播，主要防止其“异端邪说”动摇统治基础，尤其为了避免对“神”的忠诚影响对“君”的忠诚，而“忠”是幕藩体制意识形态的根基。贸易统一管制，则是防范各藩大名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海外贸易而增强，危及幕府统治。

当时，萨摩藩的岛津氏俸禄77万石、长州毛利氏俸禄36万石，虽然二者作为外样大名，在幕藩体制中属于被“边缘化”的主，但和很多只领有一万石俸禄的藩主相比，俸禄堪称丰厚。不过，这两个藩日益坐大，主要不是靠俸禄，而是靠发“不法之财”——违反“锁国令”进行海外贸易。萨摩藩临近琉球，不仅始终和琉球进行违规贸易，而且琉球为日本实际控制后，琉球与中国的贸易管理权也被萨摩藩掌控。长州藩则长期和朝鲜及中国进行违规贸易。日本是个岛国，海岸线漫长，萨摩藩和长州藩均僻处西南，远离江户，幕府不可能始终严格管控。那么，这两个藩是否在幕末政局发生剧变时即“强强联手”尊王倒幕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两藩都主张“尊王”，但萨摩藩主张“尊王佐幕”，长州藩则主张“尊王倒幕”。不仅如此，二者还曾一度成为“死敌”。


毛利敬亲，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一位大名，长州藩第13代藩主。

1861年3月，长州藩藩士长井雅乐向藩主毛利敬亲递交了《航海远略策》，建议实现“公（朝廷）武（幕府）合体、积极开国通商”。毛利敬亲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令长井雅乐觐见孝明天皇呈上《航海远略策》，孝明天皇也不打算以激进的方式推翻幕府，于是欣然接受。但是，长州藩的桂小五郎（即和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并列“明治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等“尊王攘夷”派武士认为，“公武合体论”是“毁谤朝廷”，使长井雅乐无奈切腹自杀，并使藩主毛利敬亲将反对幕府、要求废弃已签署的《日美通商条约》和“攘夷”定为“藩是”——藩的基本方针。


荻博物馆藏长井雅乐像

萨摩藩执政者主张“公武合体”。1862年3月16日，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的父亲、执掌藩政实权的岛津久光亲率藩兵1000余人抵京，建议孝明天皇施行“公武合体”。孝明天皇表示原则同意，并提出了三项主张，史称“三事策”：一、将军率诸大名进京，在京都商议国政；二、依丰臣秀吉先例，由沿海五大藩主作为“五大老”议决国政；三、任命刑部卿一桥庆喜出任将军辅佐、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出任大老。显而易见，“三事策”是架空而非摧毁幕府。当时，群集京都的萨摩藩激进派要求岛津久光领导“倒幕”运动，但岛津久光予以拒绝，并严禁其随从与主张“倒幕”的激进分子接触。


萨摩藩的藩士

然而，激进的“草莽武士”强烈主张“尊王倒幕”和“攘夷”，将“佐幕派”要员逐一暗杀，号称“天诛”。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幕府不得不将主张“开国”的要员逐一处罚，包括将大老安藤信睦软禁，将已死于“樱田门外之变”的原大老井伊直弼“削封”10万石。孝明天皇则采取了史称“文久三年（1863年）政变”的一系列措施削弱幕府权力，主要内容是：剥夺幕府介入朝廷人事任命的权力，规定任命关白、大臣等高官无需“咨询”幕府；打破幕府禁止朝廷与大名直接沟通的惯例，直接指令各藩大名；由诸大名担任京都警卫而非由幕府指派。

面对朝廷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幕府自然不甘坐以待毙。政事总裁松平庆永提出，如果朝廷坚持攘夷，拒绝开国，则幕府当断然提出“大政奉还”施压。幕府重臣也一致认为，政局混乱缘于政出二门。经反复商议后最终决定，要求“大政委任”，即要求天皇将全部国政委托幕府，并由将军德川家茂亲自“上洛”（赴京）向朝廷提出。孰料，孝明天皇通过关白鹰司辅凞答复：“对征夷大将军的委托一如既往。重大国事当酌情由朝廷直接与诸藩商议”。所谓“一如既往”，就是强调“征夷”是“征夷大将军”的主要责任。之后，幕府再次要求“大政委任”，孝明天皇则直截了当地表示：“国家之大政大议，当遂奏闻”，即重要事项必须即时汇报。同时，孝明天皇还要求幕府封锁横滨港口，加强沿岸防备。幕府“重拾山河”的企图严重受阻。更令德川家茂尴尬的是，孝明天皇让他留驻京都，并要求他尽早确定“攘夷”日期。几乎被扣为“人质”的德川家茂无奈奏告朝廷：翌年，即1863年5月10日发兵攘夷，并向诸藩发出命令：“各防卫本国海岸，严阵以待，若夷袭来，坚决扫攘。”

5月10日，即天皇敕令攘夷当日，长州藩向停泊在下关附近海岸的美国商船“贝姆布洛克”号发炮轰击。5月23日和26日又先后向法国军舰“凯夏恩”号和荷兰军舰“梅迪萨”号发炮轰击。美法两国随即还以颜色，派军舰进入长州藩海面炮击日方兵船和炮台，长州藩则封锁了下关海峡。8月14日，孝明天皇颁布了将亲征“攘夷”的诏书——“大和行幸诏书”。


法国军舰受到损伤

眼见长州藩势力逐渐控制政局，萨摩藩倍感不爽，而幕阁老中松平庆永等为了压制试图倒幕的长州藩势力，也想借助萨摩藩势力，遂命岛津久光父子进京，并在旧历1863年8月18日和会津藩等共同导演了驱逐长州藩势力的政变（史称八·一八政变）：当天午夜12点，中川宫等公武合体派公家要员向天皇“逼宫”，要求天皇亲征攘夷延期；禁止长州藩主毛利敬亲父子进京，并将朝廷大臣中的尊王攘夷派激进分子驱逐出京，一举夺取了朝廷大权。三条实美（后任相当于首相的明治政府太政大臣）等七名尊王攘夷派公卿被迫逃往长州藩，史称“七卿落荒而逃”。其他尊王攘夷派藩主也相继离京，“京都形势因此一变”。


有关七卿落荒而逃的遗迹

长州藩自不甘心，竭力进行反扑。1864年7月19日，长州藩军和幕府军、萨摩藩军、会津藩军组成的联军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而惨败。这场激战导致京都约三分之二的房屋毁于大火。由于在皇宫九个禁门之一的蛤御门附近的战斗最为激烈,因此史称“禁门之变”或“蛤御门之变”。长州与萨摩因此结下不共戴天之仇。长州藩的武士将萨摩和会津并称“萨贼会奸”，把这四个字写在鞋底上天天踩踏。


有关禁门之变的浮世绘

既然“不共戴天”，后来为什么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结成“萨（摩）长（州）联盟”并联手“倒幕”？“萨长联盟”的形成和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结束幕府统治的“大政奉还”，有什么关联？为什么明治天皇在“王政复古”后完全放弃孝明天皇奉行的“攘夷”立场，转而推进“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这是下一篇将要叙述的内容。（作者：冯玮；编辑：胡子华；文中图片皆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初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自1995年先后任日本神奈川大学客座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专著有《日本通史》、《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互动》《〈菊花与刀〉精读》《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反思?批判》《日本的智慧》等,曾获上海市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复旦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近年活跃于各类媒体并发表国际时政评论文三百余篇。